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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區”形象而直觀，五十多年後，參加那次會議的積極分子們依然對“庫區”的解釋記憶猶新。但劉柏松對庫區的解釋畢竟過於　簡單，這個只讀了一年初中的村支書不懂庫容、水位高程這些水利術語，更不知道“蘇聯老大哥”對三門峽水庫建設的巨大影響，所以，他沒能講清富饒的“瓦片　底”為什麼會變成庫區。

當時，為了修建三門峽電站，中國從蘇聯請來了原就職於蘇聯電站工業部的科洛略夫等人為主的外國專家組。

對科洛略夫出任專家組組長一職，他的同門師輩們早有微詞。原蘇聯水利科學研究院院長、著名泥沙專家康恰洛夫說：中國找錯門兒了。科洛略夫對河流一竅不通，　他僅能就工程角度考慮，無法理解河流，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對於黃河這條世界上變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們這些老頭子全搬過去，一時三刻也治不了，　科洛略夫不栽跟頭才怪！

康恰洛夫一語成讖。在三門峽電站設計中，科洛略夫一門心思於高庫大壩發電。在一次中外專家會議上，他用帶捲舌音的俄語輕鬆而不可置疑地說：想找一個既不遷　移人口，而又能保證調節洪水的水庫，這是不能實現的幻想、空想，沒有必要去研究。為了調節洪水，需要足夠的水庫容積，但為了獲得必要的庫容，就免不了淹沒　和遷移。任何一個壩址，為了調節洪水所必須的庫容，都是用淹沒換來的，區別僅在於壩址的技術質量和水利樞紐的造價。

憑著蘇聯人的氣勢和那時在中國至高無上的地位，“老大哥”用淹沒換庫容的觀點對三門峽工程的決策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事過十年，水電部黨組在給毛主席和周　總理彙報的材料中言辭頗為沉痛地說：三門峽修壩的問題，日本人研究過，***研究過，解放後我們研究過，都不敢定案。但是蘇聯專家說行，我們就定案　了；1955年，針對不同意見，也組織了全國專家展開鳴放討論，但是，我們急於想把三門峽定案，聽不進不同意見，鳴放討論只是走了個過場。

“急於想把三門峽定案”和“聽不進不同意見”的不僅僅只是水電部黨組，包括主席和總理在內的很多中央領導也都想把建三門峽電站的事定下來，當陝西官員有抵　觸情緒時，周恩來總理還讓對西北局有很大影響力的彭德懷、習仲勳前去做說服工作，講“淹一家救萬家”的道理，講三門峽電站修好後對中國工業建設的影響，講　在朝朝代代都沒能治理好的黃河上建修大電站對提升新中國形象的意義——當然，也暗示“聖人出，黃河清”高層夢想。終於，陝西官員們向中央作出了“無條件服　從”的表態。由此，在修建三門峽電站的最後一個障礙被清除的同時，三門峽電站的大錯也從此鑄成。

為此，在1964年的半年內，總理曾兩次實事求是地總結三門峽水庫建設的經驗教訓。他承認：“三門峽工程我們打了無準備的仗……建國才五六年就興建三門峽　工程，當時想要黃河清，志向很大，誇下了海口，但科學態度不夠……”

對“科學態度不夠”的原因，總理總結為，“當時決定三門峽工程急了點。頭腦熱的時候，總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視另一面，不能辯證地看問題。原因就是　認識不夠。認識不夠自然就重視不夠。放的位置不恰當，關係擺不好……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說為了救下游，寧可淹關中。這不是辯證的說法。做不好，　上下游都受害怎麼辦？為什麼不從另一面想想？”

本來，若是走錯方向；停止就是進步。但中國的決策者們如此深刻而辨證地認識三門峽電站時為時已晚——修建三門峽電站的腳步已無法停止。按照蘇聯人設計的方　案，三門峽水庫正常高水位要達到360米高程（海拔以上的水位高），淹沒農田325萬畝，庫區移民87萬人。後經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水利部青年技術員溫　善章等專家多次反對，三門峽水利樞紐終於有了低水位、少淹沒、多排沙的設計思路。在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的三門峽水庫現場會議上，才制定出了既保留了蘇聯專　家的意見，又兼顧國情的修正方案：三門峽水庫攔河大壩按360米高程設計，汛前高程為335米。

即使是這樣，專家們計算出的淹地和移民數字仍然大得驚人：庫區要淹沒山西省的平陸、永濟、芮城和河南省的靈寶、陝縣等縣（佔全庫區總受淹面積的百分之二十　左右），移民11萬。而陝西省的大荔、朝邑、華陰、潼關等335米高程以下的100多萬畝土地也將成為“庫區”，庫區須遷出移民28。7萬餘人。須搬遷朝　邑、潼關兩個縣城和21個鄉鎮，253個村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