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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群反唇相譏地質問陳文山：你不是愛**嗎？你們哪次**見到過省、地、縣的主要領導？你哪次**上邊的人不是讓你回去？他們會把情況給領導反映，你們的問題會很快解決？你們反映的問題解決過嗎？

那場爭論及苗福群在爭論中對陳的那些粗魯的態度將二人矛盾公開化，從此格格不入，關係日趨緊張。苗福群的“秘書”聶小二、朱金定回憶說：1984年冬，苗

福群從安置區到庫區後，因人馬太少只好寄人籬下在陳文山的地盤上。陳文山對其不理不睬，甚至連開會研究事情也不讓苗介入，而只是通知苗的“秘書”聶小二、朱金定參加。苗福群受不了這份慢待和委屈，連夜帶人撤走，在農建七連的東邊另劈地盤。那之後，二人經常公開罵陣，陳文山罵苗福群是“不識時務的粗人”，苗福群則指責陳與政府配合是“移民的叛徒”……

“司令”劉懷榮為移民“領導人”內部的不和感到著急，他認為，大家只有相互溝通，相互信任，相互支援，才能做到長相知，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長相知。他曾

把苗、陳二人找到一起勸解，要大家團結對外，齊心協力鬧返庫。但他的苦口婆心沒能改變苗福群好鬥而固執己見的性格，更沒能緩解苗、陳的矛盾。

儘管如此，劉懷榮還是很理解“戰友”苗福群好鬥且固執的性格。“唉，也怪不得他呀，他先是作為積極分子被遷到寧夏，1962年又被遷到澄城縣劉家窪公社。

在那裡，他後來的全部家當就只有一個一丈八尺長的土窯。日子過不下去時，又逃回到了庫區。從‘關中白菜心’遷到三面環山的澄城縣劉家窪鄉社田村後，糧食畝產只有五十斤，一個勞動日才七八分錢。今昔的對比太強烈了。”

無水無糧無房住的日子使苗福群在庫區呆的時間比在安置區還要長，在庫區多半的時間都在領導部屬們搶種部隊農場和農工農場的土地，並在他們還未收割時就去他們的莊稼地裡“拾荒”。搶種和“拾荒”中的多次交鋒使他熟識了所有農場的領導，也進一步奠定了他在移民中的威望和移民“司令”的地位。

在庫區“拾荒”的日子很悠閒也很自在，“苗司令”先是住在部隊靶場的空房子裡，接著住進了黃河灘的樹林。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乾脆在黃河灘搭起大片庵棚，把移民們集中在一起住。他曾對農工宣稱：我們不走了，這黃河灘就是我們的家。

農工常向苗福群的“家”發起攻擊。特別是1985年初，在整個庫區，攻擊事件發生的頻率達到了週週有“戰事”的程度。沙苑灘的王福義部頻頻遭襲，華陰灘的

劉懷榮部與農工打得難分難解，朝邑灘上，苗福群同農建六連的摩擦更是不斷。移民與農工的關係在轉瞬間變得高度緊張。

這其中有個重要的背景——這之前，國務院秘書長助理孫嶽帶領由國務院辦公廳、水電部、解放軍三總部、國防科工委、兵器工業部、蘭州軍區、蘭州空軍、第三十一試驗訓練基地、陝西省委和省政府等部門組成的中央聯合調查組於1984年11月18日至12月17日來到庫區，針對“調查陝西省三門峽庫區移民生產、生活的困難情況以及庫區靶場、農場情況”進行了三十餘天的調查研究。

不管是陝西的政府幹部還是為土地而戰的移民，他們都從聯合調查組組成成員的規格和調研時間等因素裡，看出了中央解決移民問題的決心。農建師的領導們自然也預感到移民很快就會重歸故土——但他們不想在中央作出決定前讓移民在庫區那些已屬於自己的良田裡形成返庫的既成事實。他們想與當地政府聯合趕走返庫的移民。而以苗福群、劉懷榮等為代表的移民也以農民的智慧對農工進行著“統一戰線”，主動與農工交朋友，分化瓦解基層農工。他們告訴農工：我們返了庫，你們無地可種，政府就會安排你們回城……

這種統一戰線在苗福群司令部所在的朝邑農建三團七連有了收效，該連楊連長同苗福群等人建立了不錯的關係，不僅經常把當地政府將如何“治”移民的有關情報透露給移民，還常給其送糧送衣。聶小二至今都還記得：他們送給了移民兩麻袋優良西瓜種子，我們想給錢，他們怎麼也不收。

農建師的領導們反對並竭力制止部下與移民的“眉來眼去”，要求下屬的幾個團都務必在春節後儘快將強佔農建師土地的移民趕回安置區——他們估計，春節後還將有大批的移民湧入庫區，如果在春節後能給他們一個下馬威，想返庫的移民就不敢來了，庫區裡的移民堅持不住也會不戰而退。

給移民“下馬威”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