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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們地下屬吏員大都為自行闢除。被闢除的椽屬，與其長官結成連帶責任關係。由於他們是長官親選，所以多執掌實際事權，而中央任命的輔佐官員，儘管級別較高，卻往往沒有實權。

任子是對高階官員子弟的一種特殊照顧方式。漢代規定；二千石級官員任職滿三年以上，可以任子弟一人為郎。

貲選是對官吏的資產限制。漢代統治者信奉“有恆產者有恆心”，規定必須具備一定的家產才能夠被選拔為官。漢初為十算（算為漢代的徵稅單位，一算為資產一萬錢），景帝時降為四算。後來到武帝時，又開始賣官，稱為納貲，從而打破了漢初商賈不得為官的限制。此後，賣官鬻爵成為歷代王朝選官制度地一個補充手段。

不過，到漢代後期，察舉和闢除都側重於名聲，越到後來沽名釣譽現象越嚴重。漢末民謠：“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就是這一弊端的寫照。

在三國時期，有識之士深深體會到察舉已不適應社會需要，所以尋找各種途徑進行改革。先是曹操的徵賢令，他廣徵賢才，不求名聲，甚至說哪怕當過賊，做過惡。不敬父母的不孝之人，只要有才能，一樣可以來我這裡當官。而陳群推出的“九品中正官人法”，雖然在政治上有利於克服漢末以來地分裂割據局勢，但是，卻造成了官吏任免中地權責分割。中正管品評而沒有用人權，對用人不當不承擔責任；政府有用人權，卻受到中正品評的牽制。“中正之法行，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攉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體統脈絡各不相關，故循私之弊無由懲革。”此制度囿於門第的限制，在選拔官吏的實際效果上無足稱道。

關於舉賢用能。我自蜀中初學政事之時，便將之作為重中之重，請太傅許靖親自負責，進行管理，提出無論是平民還是士大夫，無論讀過書還是沒讀過書，甚至無論是漢是夷，是蠻是胡，只要有才能，就可以獲得官職的口號。從平民中簡拔了大量英才；其後，每行至一處，必先查其風俗，訪其賢才，擢拔使用。但是我對此並不滿足。因為所有察舉。都是相馬，所以易於被操縱，也容易使各地官員成幫結派，而我要的是賽馬，使天下英才自現於囊中，是脫穎還是露端，一眼便能看出來。

我把我的想法對孔明說了，孔明亦深以為意。但是。當如何來制定賽馬的規則，需知天下之才頗眾，斷無一法可以約束的。我自然贊同他的觀點，當下我們認真討論，如何來定此規則。首先。察舉制是由他人推薦，考試為輔；而我們要定地制度卻要讓英才自現，讓天下才人“懷牒自舉”，以考試定取捨。其次，我們擴大了參加考試的人選：一是由中央到地方各級學校的在讀生員，二是身家清白符合報名條件經州縣審查合格的普通百姓。除了罪犯，僧道及倡伶等幾種職業外，都可以參加。這樣，參加考試地人員範圍就比原來擴大了，有利於普通人的入仕。而考試的內容，為了與察舉相貫通，我們確定了茂才這一科目，除此之外還有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史科、武舉、恪物……諸科。茂才科最為嚴格，所以是為全才，故取士較少。真正起重要作用的將是進士和明經兩科。進士科為帖經、詩賦和時務策；明經科為帖經、經義和時務策。帖經是經學基礎知識測驗，詩賦是考察文采辭章，經義是經學理論，時務策是政論見解。明法、明字、明算諸科，屬於專科性質。專科性質的科舉，則考專門知識。如明法考律令，明字考《說文》和《字林》，明算考十部算經，武舉考弓馬軍事等等。

孔明與我細細討論之後，手搖羽扇笑道：“如此，則天下英才皆從於朝庭，諸侯之難略可平矣。不知此法以何名之？”

孔明高才，自然一眼看出，漢代以察舉和闢除為主體的選官制度，雖然解決了戰國以來軍功制和養士制不適應治理國家的問題，比較成功地完成了由奪天下到治天下的轉變，回答了“馬上得之”能不能“馬上治之”的難題。但是，這種制度作為一種自下而上的舉薦方式，會造成用人權地下移，闢除是直接下放用人權。推行時間一長，使中央集權受到了嚴重衝擊。累世三公的豪門名族和盤踞一方的州郡守，“門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了私人勢力集團。三國之亂從根子上說，雖是統治者的糊塗混帳，卻也與用人機制有著相當的關係。因為無論是袁紹自己地幕僚心腹，還是曹操所用的謀士將領，都只忠心於自己的“主公”，而不會對漢室有什麼情感。若是採取我們現在的選人方法，卻可以有效的解決這一問題，而使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