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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決策。他指出，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在進入這個時期的關鍵時刻，黨中央作出了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他進而解釋說，這個戰略決策有一箇中心點，“就是高舉和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放手發動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幫’的偉大斗爭進行到底，徹底肅清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和影響，鞏固和發展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勝利成果，在我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對外工作的各個領域，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了“堅決維護”“毛主席作出的決策”，必須“始終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為此，華國鋒要求從這次代表大會之後，“對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

華國鋒或許沒有想到，“兩個凡是”後來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評，他自己為此作過檢討，也因此而離開了中央的領導崗位。

4。鄧小平復出始末（1）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經問過鄧小平：“最痛苦的是什麼？”鄧小平回答說，他一生當中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鄧小平一生“三起三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裡，就有兩次被打倒。一次被下放到江西，一次被禁錮起來，冒著被暗害的危險。而他的復出又是同“###”聯絡在一起，這成了當時兩個敏感的話題。

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因為毛澤東不願意看到他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1973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從江西“牛棚”裡回到北京，開始代替周恩來分管國務院的工作。他在主持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期間，於1975年開始對各方面進行整頓。這種整頓實際上是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以來各種“左”的錯誤做法。用鄧小平後來的話說，“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允許的。在此期間，毛遠新經常在毛澤東跟前搬弄是非。他在1975年9月曾告訴毛澤東，現在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他還對毛澤東說，鄧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

恰好在這個時候，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惠憲鈞等幾個人透過鄧小平向毛澤東轉交了兩封信，這使毛澤東感到不悅。他由此認為，劉冰等人寫信的動機不純，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他把這件事同毛遠新彙報的情況聯絡起來，斷定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希望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透過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他讓鄧小平主持透過這個決議，一是讓鄧小平這些對“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人作這個決議，就可以堵住那些對“文化大革命”有異議的人的嘴，使他們不再唱反調；二是毛澤東想給鄧小平一次機會，讓他改變觀點。但是，鄧小平沒有接受毛澤東的建議。他還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隨之而來的是，鄧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被停止了。

1976年2月，華國鋒代理國務院總理職務，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時，全國開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華國鋒分批向黨內高階幹部傳達了毛澤東的“重要指示”。在這個指示中，毛澤東點名批評了鄧小平。他說，鄧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他甚至認為鄧小平“代表資產階級”。儘管如此，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評還是留了一定的餘地，說：“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42〕

華國鋒在傳達毛澤東“重要指示”時發表了一個講話，這個講話經毛澤東審閱過。華國鋒還強調說：要在學習毛澤東“重要指示”的基礎上，“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他希望高階幹部在這個問題上要“轉過彎來”。隨後，毛澤東的“重要指示”和華國鋒的講話向全黨作了傳達。

毛澤東雖然對鄧小平作出了不正確的處理。但是，他對鄧小平“保留黨籍”的意見，也反映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處理仍留有餘地、甚至寄予某種希望的心態。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鄧小平兩次被打倒，但毛澤東兩次都把鄧小平的問題當做內部矛盾，對鄧小平的處理都留有餘地。其中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毛澤東看中了鄧小平的才華。而且鄧小平的性格又很像毛澤東，就是在原則問題上不肯讓步。所以，毛澤東很欣賞鄧小平。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