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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而是祖國在選才點將，

筆桿雖輕，卻注滿八億人民的力量，

試卷雖小，卻凝聚整個階級的希望。〔59〕

全國高考結束的當天，新華社發表了一則電訊，稱：今年的高校招生考試，震動了全國，在我國各條戰線，各行各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透過考試，極大地調動了廣大青年的學習積極性，形成了空前未有的為革命刻苦學習的熱潮。各地中小學都普遍採取措施提高教學質量，學生勤奮學習的生動事蹟大量湧現。許多工廠工人、商店職工、機關幹部、學校教師和農村青年，業餘自學的空氣更濃了，收聽廣播講座的青年非常踴躍。有個工廠文化班的學員過去只有30多人，最近猛增到300多人。廣大考生普遍反映，“這次高考，提高了思想認識，增長了知識，更堅定了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加緊學習的決心，收穫很大，考不上心裡也高興。許多青年工人、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和學生，考完以後，回去就制定了自學計劃，更加有計劃地提高自己的科學文化水平。”〔60〕

考試結束之後，考生又是怎樣想的呢？上海的一位報考英語專業的青年這樣說：“如錄取，我決心進一步學好英語和其他外國語，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從事更多的外文翻譯工作。即使不錄取，我也安心在原來的生產崗位上，加倍努力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而奮鬥。”北京的一位六六屆高中畢業的中學教師表示：參加這次高考，對他的學習是很好的鞭策；即使考不上大學，今後也要發揚這一段刻苦學習的勁頭，學習更多的知識，把教學工作做得更好。〔61〕

1978年1月，高考錄取工作開始。鑑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高校招生“走後門”的現象十分嚴重，這次新生錄取能否真正做到擇優錄取，成為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

1月28日，###的一位負責人就高考錄取工作回答了記者的提問。這位負責人對錄取工作表示相當滿意，認為“總的情況是好的，說明新的招生制度，確實有利於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有利於選拔優秀人才。”清華大學在黑龍江錄取7名新生，平均分數為317分，有5人的數學成績是滿分，2人為99分；在廣西錄取14名新生，平均分數高於300分，單科成績數學平均80分，物理85分。北京大學在福建錄取26名新生，文科、理科的最低成績為290分，最高分為340分，平均每門課85分。“這就是說，經過政審和體檢，如果德育、體育條件相同，文化考試成績仍是擇優錄取的重要依據。”〔62〕

《中國新三級學人》的作者鍾巖採訪了時任北京市高等學校招生委員會考務組組長的利峰，談了北京市當年的錄取工作。作者提出，“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可以說是個劃時代的觀念，不論出身、年齡、地位，只看分數。否定“階級鬥爭為綱”，就是從這兒邁出了不大卻很關鍵的一步。當時錄取真的一下子就杜絕了“後門”了嗎？

利峰十分肯定地回答說：真沒有人“走後門”，夠分才能上學，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是考務組長，黨的幹部，1945年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畢業後就在北平黨的城市工作部的領導下參加革命鬥爭，邪的歪的我不會，就是市委領導發話，說得對我執行，說得不對我也敢頂。這種想法當時是很有代表性的。堅持原則，堅持規則，各所大學的招生工作人員都這樣互相感染，互相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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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高考（3）

鍾巖問道：聽說前黨中央總書記的兒子因為分數不夠也沒有被錄取？

利峰說：確有此事。另外，當時剛卸任的北京市市長的女兒只差幾分，1977年沒錄取，1978年再考，才進了一所醫學院。有人提過幾句，是不是照顧一下？但是那位領導以及秘書　沒有提。我們多數人認為他們這種做法是對的，不論當官還是當老百姓，待遇應該是一樣的。我可以告訴你，那時候的人很自覺，沒有人遞條子，有問題頂多向市委反映反映。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像賀龍、朱德等同志的後代，也要參加考試夠分才能入學，分數不夠除非國家教委正式下文。我印象中總共就照顧了四個人。“依靠自己的奮鬥站起來”，成為當時很流行的一種價值觀念。譬如，劉少奇當時還沒有平反，但他的四個子女都在同一年裡考上了大學，其中一個女兒一下子考上了北大物理系。聽說在###的年月裡，即使教室裡只剩下一個人，她也還是堅持讀書，所以她得到了報償。有個老同志兩個孩子也考得很好，當時我們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