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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中共中央將鄧小平這封信和他在1976年10月10日寫的那封信一起轉發了。這實際上是讓鄧小平復出所採取的一個重要步驟。

5月24日，鄧小平同王震和鄧力群談話，對“兩個凡是”提出了嚴厲批評。他說：“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只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鄧小平認為，“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不錯了。“我死了，如果後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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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鄧小平復出始末（6）

7月16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恢復了鄧小平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7月21日，鄧小平在會上就他的復出問題講了幾句交心的話。他說：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還能在不多的餘年裡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個人來說是高興的。“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58〕

鄧小平在第三次被打倒後，並沒有沉淪下去。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提出並推行“兩個凡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對。讓鄧小平復出的呼聲日漸高漲。在這種特定的條件下，歷史又一次賦予鄧小平機會，“重燃他那不會熄滅的政治生命之火”。在沉寂了一年半之後，鄧小平再次出現在中國政壇上。

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被追認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會議既肯定了華國鋒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接班人，是我們的領袖、好統帥”，也肯定了華國鋒提出的“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大得黨心、軍心、民心”。而且，還肯定華國鋒為首的中央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以及中央政治局為實現“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所採取的各項措施是“完全正確的”。會議甚至認為，確認華國鋒的領導地位，對於我們高舉毛澤東的偉大旗幟，“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是最可靠的保證。”

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歷史並沒有因此而出現轉折，原因是當時主要領導人提出並推行“兩個凡是”，繼續堅持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另一方面，鄧小平又多次對“兩個凡是”提出批評，強調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實際上是兩條道路的選擇，是繼續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還是開闢一條新路？這是一次生死攸關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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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高考（1）

在招生條件中，有一條格外引人注目，即：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鑽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可放寬到30週歲，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屆高中畢業生。###負責人在10月23日答記者問時特意重申了這一點。正是這一附加條件，為1966、1967、1968三屆畢業生提供了一次難得的考試機會，不少老三屆的知青因此而激動得熱淚盈眶。

到1977年恢復高考時，“文化大革命”期間共有11屆畢業生，人數達1000多萬。當年報名參加高考的就有590萬人，其中包括工人、農民、戰士、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應屆高中畢業生，以及機關、學校工作人員。設在全國各地的考場就達上萬個。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當時的條件下，要想一下子印出這麼多試卷，確實很困難。一時間，洛陽紙貴，紙張成了嚴重的大問題。中共中央只得批准動用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

考試從11月28日開始，到12月25日結束，歷時近一個月。有位記者這樣寫道：1977年的招生，給中央音樂學院的幹部和教師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