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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或是“清理貧民區”；紐約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乘著勝利的威風，充滿信心地進行一個個大型建設。從四十年代公私共同發展的“住屋計劃”（Housing　Projects），如一號大道之東十四至二十街的斯泰維森城（Stuyvesant　Town），到五十年代為了“清理貧民區”而展開的“哥倫布圓環”（Columbus　Circle）重建計劃。前者至今仍然是一個典範，而後者在短短三十年又被拆除。其中幾個新計劃因受到市民和公益人士的激烈反對而至今尚未定案。六十年代，紐約更是基礎建設與開發專案雙管齊下。先後完成了肯尼迪國際機場和兩座大橋，而其中之一，一九###年通車的維瑞查諾海峽大橋（Verrazano　Narrows　Bridge）更是當時世界最長的吊橋。與此同時，林肯中心於一九六三年破土，世界貿易中心在一九六八年動工。但市政府和地產開發商並沒有忘記曼哈頓只是一個狹窄的小島，面積有限，因此在建造雙塔、各一百層的世貿中心大樓及世貿三、四、五、六……辦公大樓的時候，將所挖出來的土石，加上其他垃圾，填平了哈德遜河一片東岸，以便在八十年代建造世界金融中心和炮臺公園城（Battery　Park　City）。結果，今天曼哈頓最南端幾乎比荷蘭殖民時期寬了一倍。

瘋狂的八十年代——房地產暴漲，“優皮”與“垃圾債券”同時氾濫成災……早因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黑色星期一”的股市暴跌而成為過去。目前紐約正面臨著可能是一九七五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財政危機。現在它問自己的是：這一次能不能像以前一樣，不但自拔，而且繼續在金融、廣告、通訊、娛樂、服裝、出版、媒體、製造等等各個領域保持其首要地位？還是，這是沒落的開始？

從內戰到越戰，紐約差不多享受了一百年的黃金世紀；可以說沒有任何其他城市，尤其在公共工程方面，可與其相比。是這些基本建設，從大橋隧道、市郊公路、地下鐵、輸水管道，以至於公園、學校、圖書館、美術博物館等等，為紐約打下了堅固的基礎，才吸引了全國、乃至於全世界各個領域最佳的人才。紐約之所以被稱為“大蘋果”（The　Big　Apple），正是因為不論你混哪一行，如果你不能像當年搞爵士的，在他們稱之為“大蘋果”的紐約混出頭，那你算是一文不值。

如果紐約在經歷了一九七五年的財政危機，在那幾乎破產的情況下，卻又能在短短几年工夫主要靠自己努力又成為“帝國之都”，甚至於如當時的郭德華市長（Ed�Koch）所自誇的，是“世界首都”，那麼彈性和耐力極強的紐約仍應具有這個能力。當然，這次不可能像大恐慌當年，去依靠現在連自己的預算都無法平衡的聯邦政府；也不能像七十年代那樣喊幾句“我愛紐約”（作用是有，但不是靠它）就可以渡過危機。今天全美國經濟都在衰退，紐約以其兩百億美元的債務，前景應該是相當暗淡的。然而它卻在裁人、裁經費、裁服務的同時，勒緊腰帶，重新安排優先次序。這次不是盲目地去搞新的、不合實際的龐大工程建設（如終於在一九八五年被迫放棄的西邊公路［Westway］和龐大的小區發展計劃），而是將人力、物力、財力集中於已經存在但被忽略了二十多年的基本建設的維修上——機場、地鐵、橋樑、公路、街道、下水道、輸水道，和住屋、學校等其他專案，並且光是在一九九〇財政年度，就投下了一百二十億美元。

一位蘇格蘭生物學家兼社會學家，帕特瑞克·蓋地斯爵士（Sir　Patrick　Geddes），一生從事性的演化和城市的演化的研究，並設法結合此二學科來造福都市規劃。他在一次大戰前夕制定了一個有名的都市發展方案，認為一個城市的興亡過程有五個階段。首先出現的是Polis（套用了古希臘城邦的名稱），一個年輕的城市；下一步發展到Metropolis，一個龐大而健康的城市；然後又發展到Megapolis，一個過大而不健康的城市，且傾向於自大狂；從而變成Parasitopolis，一個寄生城，吸取著全國的生命液；最後變成為Pathopolis，一個近死之城，充滿疾病，日益萎縮，趨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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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紐約（9）

好，紐約從哈德遜船長登陸而“發生”至今，已經“發生”三百八十多年和八百萬人了。按照這個理論，目前大概是一個過大而不健康，並傾向於自大狂的Megapolis。但紐約不大可能有機會走向一個吸取著全國生命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