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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停車時，保安拒收停車費，問他為什麼，才知道因為他是沅江人，見到家鄉的車感覺很親切，要照顧一下老鄉。第二次是在從廣州去深圳的路上，一輛警車在我後面鳴著警笛超車，車上的警察朝我指指點點，我以為是自己犯了規，頗為緊張，後來才聽見他們在喊：“老鄉！”第三次是停在深圳一個住宅區內的時候，我正在擦擋風玻璃，一名穿著保安制服的小夥子圍著我的車子轉悠，我正在納悶，他忽然紅著臉問我：“你是沅江人？”我說：“我是長沙人。”他說：“不好意思，我還以為是老鄉。”

湖南留不住本省的人才，也沒有必要把本省的人才強留下來。湖南人沒有貪戀故土的觀念，也沒有力爭讓自己的家鄉成為國內率先富裕起來的省份。一代又一代湖南人，跑到全國各地從事各種事業，有的是為了個人的前途，有的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但是，當他們功成名就的時候，他們不會像項羽那樣大搞“衣錦還鄉”，也不會像愛新覺羅的後代，把自己的老家弄成“奉天特區”。

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在攻打下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以後，押著大船把銀子和財寶運回湖南。他回到老家，看到堂屋裡堆的銀子和穀倉裡的穀子一樣多，他便犯愁了。銀子多了，怎麼保管呢？想來想去，金銀珠寶不能吃不能穿，銀票埋在地下還怕發黴，不如用來蓋房子吧。他決心把故居建設得富麗堂皇。

曾紀澤企圖阻止叔叔大興土木，拿出父親過去寫給叔叔的家信。

曾國荃笑道：“你父親信中是說怕府第在亂世難免被毀，如今太平軍已被我大清蕩平，天下即將太平，已不是江西那時的情況了。”

曾紀澤認為叔叔說得有理，於是叔侄倆把荷葉塘老家改建成相府所在地，同時改造了曾國藩出生的屋子黃金堂。

曾國藩並不知道這事。後來他回家看到改造後的屋宅，覺得過於招搖，非常生氣，令人把府前“毅勇侯第”的橫匾摘除，並表示他一輩子也不入住。他對兄弟子女說：“天下多難，此等榮華均未必可靠！”

後來，曾國藩兄弟和曾氏後人紛紛移居大中城市，荷葉塘的屋宅，終於成為一個古蹟，如今已經破敗。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和平建設時期，主持全國政局的湖南籍領袖們，沒有讓家鄉人享有任何特權。他們沒有把自己的老家搞成工業基地，也沒有把許多國家的重點建設專案放在湖南上馬。

湖南人默默支援全國的工業戰線，自覺地把湖南建成一個後勤基地，為外省提供人類生存所必須的糧食。幾十年來，湖南一直是全國的稻米、油菜、苧麻的最大生產基地，擔當著中國“糧庫”的角色。

湖湘子弟遍佈全國，湖南成為人才輸出大省。同時，湖南扛起了與自己經濟實力並不十分相稱的財稅上交任務。在分稅制沒有實行之前，湖南的納稅額在全國是排得上名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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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培育各種人才的搖籃（3）

湖南作為偉人故里，發展速度並沒有走在全國前列。直到今天，湖南革命老區的經濟文化狀況，依然令人為之嘆息。

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湖南人樂於發揚這樣的精神。即使在湖南的經濟發展已經顯得吃力的時候，湖南人依然保持著充分的樂觀，表現出淳樸的憨厚。

在某些地方熱衷於到北京“跑部錢進”的時候，湖南人仍舊保持著不靠裙帶、不靠關係的傳統。毛澤東是不贊成“苟富貴，不相忘”的。重鄉誼可以，但他絕少念鄉情而提攜誰。毛澤東反對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他在1942年所寫的《整頓黨的作風》中明確地闡述了他的看法。他從湘贛根據地、湘鄂根據地和湘鄂贛根據地帶出去了一大批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幹部，到了陝北以後，大力提拔北方幹部。解放戰爭中，隨著大軍南下，留在南方的北方幹部人數眾多。毛澤東曾對西南的領導幹部說：“看《三國演義》，不但要看戰爭，看外交，更要看組織。北方人劉備、關羽、張飛、趙雲、諸葛亮組織了一個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幹部一起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根據地。”

中國目前需要縮小或消除三大差別：城鄉差別，東西差別，人均差別。不幸的是，湖南的三個差別都很顯著：湖南農村佔地廣闊，城市化水平低；湖南與東部發達地區差距很大，與西部欠發達省份有些接近；湖南人均收入水平令人汗顏。農民收入水平和城市相比是個什麼樣子，不說大家也知道。

曾幾何時，湖南南部的鄉民，總是議論粵北人日子過得多麼苦，逢年過節，會到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