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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好手，待人耿直，廉潔自守，不失為一位良友和清官。”

有人問曾國藩：“先生之後當是誰主中流？”曾國藩答道：“當然是西北左季高與京城的李少荃！”

左宗棠送給曾國藩的那副對聯，不久後成了他送給曾國藩的輓聯，堪慰這位湘軍的創始人於九泉之下。

這段故事，說明湖南人把自己和別人的才幹，看得十分重要。左宗棠還沒有功名時，就自詡“文章西漢兩司馬，經世南陽一臥龍”，以懂經濟而傲立於世。他年屆四十科舉不中，隱居湘陰，自號“湘上農人”。那時他的前景似乎並不樂觀，但他仍然好學不止，日夜與夫人繪製地圖，樂此不疲，日後出將入相駕輕就熟。

湖南人雖然看重人才，長期以來卻沒有打出人才的品牌。主要的原因恐怕有三條。一是湖南人缺乏集體的驕傲意識，在外省人面前表現出謙謙君子的風度，不好意思自誇家鄉是人才的淵藪；或者是湖南人就個體而言自視頗高，不肯承認自己的鄰居或同鄉也是人才；或者是湖南人太忙碌，沒有積極地研究本省的人才現象，倒是外省人對湖南的人才輩出發出由衷的讚歎。二是因為湖南人才濟濟，每個湖南人在沒有離開本土之前，都是在充滿血性的人堆裡打滾，四周強手如林，個個恃才傲物，因此無法透過對比來找到別人與自己的反差，而無法自覺具有人才的品質，反而總是覺得自己很平庸。三是因為自古以來強調湖南人才品牌的都是一些大學者，自宋代的朱熹到現代的錢鍾書，透過考證和研究，指出湖南是人才之鄉，探討湖南人才輩出的根源。而在這個圈子之外的人，似乎很少涉足這個領域的探討。

近年以來，湖南人突出人才品牌的意識有所增強，主要還是一些湖南的學者撰寫著作來闡明湖南人才輩出的現象。但整體看來，直到目前為止，湖南人的人才品牌意識，還處在比較弱的階段。

許多湖南人並不知道本省出過多少人才，因此也不明白自己具有人才的潛質。湖南農村的女孩，由於家庭經濟困難和父母重男輕女，普遍中途輟學，讀書不多。如果你問一個雙峰的鄉下女孩，她的家鄉出過什麼大人物，她會告訴你她知道有個曾國藩。如果你向一位瀏陽的鄉下女孩提出同樣的問題，她也許能迅速地說出譚嗣同的名字。如果你問一位湘陰的鄉下女孩知不知道左宗棠，她也許會說當然知道。但是，你幾乎可以肯定，瀏陽女孩不會知道曾國藩和左宗棠是何方神聖，雙峰女孩從來沒有聽說過左宗棠和譚嗣同，而湘陰女孩則搞不懂曾國藩和譚嗣同與她有什麼關係。

我們不能責怪這些農村女孩讀書太少，她們實在是有自己的委屈和困難。我們應該責怪自己，沒有為推廣和普及人文歷史教育採取更多的手段，因為讀書並不是可以使湖南人瞭解本省的前輩英豪與當代英雄的唯一途徑。

人才是湖南的第一品牌（3）

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明我們是怎樣疏忽了宣揚湖南人應該引以為驕傲的前輩。長沙是湖南的省會，是最適合透過道路、橋樑、建築與各種公共設施的命名來向外省人和本省群眾宣傳人文歷史的地方。但是，長沙做到了這一點的地方屈指可數。以湖南名人命名的街道只有兩條，一條是黃興路，另一條是蔡鍔路，黃興和蔡鍔的塑像，還是近年來才分別出現在這兩條街道的起點。以廣東人命名的街道倒是有一條，那就是中山路。至於建築和設施，以湖南名人命名的只有賀龍體育館與田漢大劇院，也是近年來才出現的。而在湘江邊上，倒是新修了一個江濱公園，是以湖北人杜甫來命名的。

長沙境內有一條雷鋒大道，但不在長沙城內，而在外省人和湖南各地人都很少去的地方。我們為什麼不能在市區內也命名一條雷鋒路，或者一個雷鋒廣場？

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田漢大劇院，為什麼不能再有一個黎錦暉音樂廳？為什麼湖南省新華書店的湖南圖書城，不能叫做船山書城？為什麼長沙市新華書店的袁家嶺門市部，不能叫做從文書廈？我們有弘道、萬卷、新文化、智源這樣優秀的民營書店，為什麼沒有一家蕭三書社或丁玲書局呢？

為什麼我們有湖南畫苑，卻沒有白石畫廊？為什麼我少年時見過的船山學社銷聲匿跡了，而它的舊址上只有一家少兒圖書館？

長沙很有幾處以天華來命名的賓館、寫字樓和居住區。我們當然也可以把另一家賓館命名為“天華賓館”，在門口立一尊陳天華的塑像，在牆上的一塊銅牌上寫一個說明：“本賓館的命名是為了紀念湖南的傑出人物陳天華，他於1905年12月8日在日本投海，希望以自己的死來喚醒沉睡的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