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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廣種薄收，被騙總人數卻有了很大的增加。

騙子的來源地也更廣泛了：奈及利亞名聲太臭，許多當地騙子不得不跑到鄰國貝南和布吉納法索，以這兩個不顯山不露水的西非國家為基地從事詐騙；此外，南非、肯亞、坦尚尼亞等許多非洲國家也相繼出現了克隆版本的“419”，其中南非騙子之猖獗，幾有青出於藍之勢。

在行騙手法上也與時俱進，日新日高。

一是“老版本”的提高。

“419”們頭腦靈活，資訊更新很快，賴比瑞亞政權更迭、查爾斯。泰勒被迫流亡奈及利亞的訊息剛剛披露僅48小時，以“泰勒總統法律政治顧問FRANKOLA”名義發出的“419”詐騙連環信已悄然飛進許多人的電子郵箱；奈及利亞貪腐成風、某些政府官員監守自盜的新聞剛見報，就有人以“奈及利亞某部長”要轉移貪汙的工程欠款出境、需要帳戶中轉的幌子大肆行騙。由於這些背景新聞千真萬確，很容易核實，自然增加了欺騙性。

二是欺騙手法的豐富。

這種類似“丟包”的手法畢竟不算新鮮，玩多了就不會有人信，“419”們於是想出不少新花樣。

比如“遺產詐欺”：慌稱被騙者有遠房親戚在非洲某國去世，留下大批遺產，讓被騙者繳納一定“律師稅”以領取遺產。這種詐騙信一般都盜用政府部門抬頭，讓被騙者信以為真。

比如“訂單詐欺”：騙子以非洲某代理商、某公司名義向各國供應商發出電子郵件，以誘人的價格發出大額定單，供應商上鉤後即要求先發貨、後付款，隨後騙子會冒充銀行、甚至收買銀行職員向供應商發出銀行保函，證明該公司“資信可靠”，貨款已打入帳戶，貨到即付款，供應商如信以為真，發出貨物，結果一定是石沉大海，錢貨兩空。

比如“政府採購詐欺”：騙子以某非洲國家部委的名義向外國企業發出大額採購訂單，並開具逼真的政府採購合同，附有帶部委抬頭的信函紙、公章和部長簽名，甚至冒充西非經濟共同體或其它國際組織的名義組織假招標，吞沒標書購買費用，或趁機索要“附加手續費”。

他們的黑手甚至伸向慈善領域。2005年西非蝗災、近來肆虐的艾滋病和撒哈拉大旱，都被他們利用，冒充教會、民間社團等向各國善良的人們騙取賑災款和物資；近來他們甚至來了個“反向操作”，冒充非洲已故富豪的遺孀，聲稱丈夫臨陣囑託將鉅額遺產捐獻海外某慈善基金會，並請求該基金會代付“遺產稅”，有時乾脆直接冒充政府稅務部門寫信，這些慈善基金會求善款心切，往往不疑而中計。

如今“419”們的技術日益精湛，他們不但能把各種官、商、民角色扮得足以亂真，還能變戲法般偽造出銀行匯票、提單和電匯單，甚至是花旗、興業、里昂信貸等著名銀行的信用證。因為有些詐騙金額巨大，他們甚至可以不惜工本打通銀行關節，採用非常手段將D/P或L/C支付、本該款到才能取出的提單拿出並提走貨物，達到詐騙的目的。

中國已是重災區

由於中國和非洲的經濟往來日趨緊密，中國已是“419”詐騙的重災區。

2002年初曾有位來自臺灣彰化的郵局退休員工廖振建，輕信兩名塞拉里昂“419”的騙術，興沖沖親身跑到南非，把20000美元退休金交給這兩名騙子，作為“提取存在銀行的大量高價珠寶的手續費”，以期拿出珠寶變賣並分得鉅額紅利，當騙子帶著錢消失得無影無蹤後，這位後悔不已的上當者當場精神失常。然而和許多大陸上當廠家相比，廖先生這點損失實在不值一提。

有一家奈及利亞公司與山東某公司簽訂4個貨櫃的提花布合同，規定D/P結算，結果貨物發出後，託收的當地銀行在未收到貨款情況下直接將提單交給該奈及利亞公司，結果該公司連同貨物一齊消失，廠家損失近70000美元；

另一家浙江公司在簽訂供銷合同（D/P支付）、並收到10000美元預付款後，於去年聖誕節前向奈及利亞哈庫特港發出兩貨櫃玩具，結果“客戶”在貨物裝船出港後一週宣佈拒絕付款，廠商知道上當、待追回貨物時，卻發現提單已被銀行交給“客戶”，結果眼睜睜看著價值近10萬美元的貨物被騙。

由於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外貿體制的放開，許多原本為專業外貿公司供貨的廠商直接走向市場，更多原本與該行業無關的投資者也參與進來，這些廠商、個人資金雄厚，外貿熱情高漲，但對非洲瞭解不多，對當地市場、法規、政策均不熟悉，對潛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