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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街頭巷尾無所不在的茶館，尤其茶館最受歡迎。傳統的伊朗茶館多半是露天的，裝飾著華麗的民族工藝品，鋪著精美的波斯地毯，繁花似錦，曲水流觴，氛圍清幽，最經典的茶館一定以噴泉為中心，客人們席地而坐，或呷著茶水談天說地，或吸幾口水煙小憩，若是天熱事閒的夏天，經常一座就是幾個小時。隨著時代的進步，茶館面貌也顯得多樣化，既有搬入室內的，也有開到商場樓頂的，傳統上男賓和女賓必須分開就座，如今在一些茶館也可以客隨主便，只要主人和其他客人沒意見，就怎麼座都行了。同樣，一些趕時髦的人也不再拘泥小壺小杯的老規矩，用大瓷杯飲茶在不少大城市裡已不算罕見，在北部裡海之濱一些產茶省份，甚至有茶館設計出一次可泡3000杯茶的巨壺。

有意思的是，伊朗飲茶歷史悠久，種茶歷史卻很短，直到1930年才出現第一個茶園，由於種的少喝的多，不得不依賴進口。為保護本國茶葉產業，政府在2004年下令，進口茶最小包裝為10公斤，由於伊朗人每次泡茶習慣用整整一盒，因此市場上銷售的茶葉總是用最小5克、最大125克的小紙盒包裝，這樣規定，可以為伊朗爭取到茶葉再包裝的生意，從而解決了本國不少茶葉行業就業者的飯碗問題。

………【現在深思熟慮還來得及】………

2007年12月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釋出《貫徹國務院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若干意見的實施意見》（府發〔2007〕45號，以下簡稱“45號文），其中首次提出了“外地人在滬購房”的相關要求：市房地、發展改革、公安等部門要研究制訂以居住證制度為核心的來滬人員購房政策，合理引導跨地區購（1月3日《21世紀經濟報道》）。

訊息在新年前夕傳出，引起廣泛爭議和熱烈討論。儘管網路上隨後有“上海市房地局負責人明確聲稱”不存在限制外地人購房政策，但檔案中以“居住證”為核心這一點卻無可置疑。恰恰是這個“居住證”，很容易讓房市調控手段陷入類似“22條軍規”的困境。

根據《上海市居住證辦理指南》第4條，A類（從業、投靠類）居住證申請者需具備“本市穩定住所”，第15條第一款規定，“本市穩定住所”的證明材料首選，為“自有房屋的房地產權證”，而《意見》卻提出，以有無居住證作為是否允許外地人在滬購房的必要條件，這樣一來恐將形成一個滑稽的迴圈：某外地人因無房產證而無法申請居住證，而又因為沒有居住證而無法在上海買房。

當然，有關部門中包括房地產、發展改革和公安部門，在政策協調後解開這個套並非太難的事，但技術上的套好解，更深層面上的套恐怕就不好解了。

自浦東開發步入快車道以來，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數以百萬計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外地人才，為上海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由於種種制度的限制，他們中絕大多數人並沒有上海戶口。而自2006年以來，上海居住證分A、B兩類，其中從業、投靠類（A類）累計發放不過數萬張，而B類實質上是暫住證的替代形式。如果《意見》中作為來滬人員購房政策核心的“居住證”指的是A類證，則意味著占上海外來就業人口90％以上的來滬人員將在購房時受到限制，倘指的是B類證，那麼等於什麼也沒說，因為根據2004年1月制定的《上海市居住證暫行規定》，理論上一切“在本市居住的非本市戶籍的境內人員”都有權辦理這類居住證，這無異於宣告所有外地人仍舊可自由在上海購房，又何必“合理引導跨地區購”？

不僅如此，還應看到，過高的房價固然需要控制，但商品房買賣本身並沒有“原罪”，外地人在上海安居樂業的自由和權利理應受到尊重，和這種公民與生俱來的權利相比，壓制房地產需求再如何重要，也只能是第二位的，控制房價當然應該，但不應以損害部分公民合法權力為代價。

更應看到的是，自去年以來，隨著宏觀調控的不斷收緊，經濟學家擔心的“計劃經濟”陰影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現。宏觀調控本身是必要的，但宏觀調控並不等於處處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場。試想倘若全國都出臺以“本地化”為核心的政令，則人才流動將變得步履維艱，許多地區的發展、繁榮將喪失活力和動力；再試想，如果都按照這樣的思路，緊鄰上海的江蘇以“控制豬肉價格”為由對上海實行“限豬令”，盛產煤炭的山西、河北以“保護煤炭價格”為由實行“限煤令”，或者全國各地以“保護工業品價格”為由將上海工業品以“外地產品”的名義實行“資格限制”，後果該當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