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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讓來時的車仍然送我們回去。坐在車上的時候，那個警衛員模樣的人看看我們，說了一句：“好傢伙……”我們沒理他，心想他今天一定會“挨呲兒”了。在車上，我心裡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剛才見到的所有事情：內部電影，出入有專車，哨兵向汽車行禮，室內潔淨溫暖，空氣清香，燈光柔和，甚至踩著腳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覺還留在我的十趾之間。這一切我們原來都熟悉，身處其中的時候我們沒有特殊注意過，現在，這些久違的東西怎麼使我如此不平靜？我的心裡一下升上來非常強烈的世態炎涼之感。權力和地位在我的心裡有了非常實際的意義。

先被允許去見媽媽，媽媽被關在秦城監獄。這是50年代為關押戰犯修建的專門監獄。後來一些重要的政治犯人，如胡風等人也在這裡關過。媽媽一見我們就說了這一段，說這裡她很熟悉，修這個監獄的時候她還在公安部，義務勞動到這裡來植樹。因為有看守在旁邊守候，所以媽媽只好從這樣的話題開始我們五年分別之後的見面。媽媽的樣子雖然蒼白和虛弱，但如此平靜和機警地開始談話，我們還是大大地放了心。無論經歷了多少磨難，原來那個爽朗倔強，處處要強的媽媽還在。她露在黑色囚衣外面的白色襯衣的領子補著一塊補丁，但是它雪白平整，針腳細密。媽媽用著的一塊權當手帕的紗布也同樣雪白平整，我看見朵朵把自己的花手帕放在媽媽手裡，看守看到就站起來想幹涉，我們一起回頭看著她，她沒有再說話。媽媽後來說，朵朵幸虧給了她這塊手帕，因為她回到監牢以後忽然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見到了我們，她覺得就像做了個夢，很怕夢醒了會是一場空。她說，這種夢她做過許多次，醒來會加倍地難過。手裡拿著朵朵的手帕，她的心才安下來，才敢睡覺。早上醒來第一件事是看看手帕還在不在。

我們去看媽媽，已經是1972年的5月間了。離“九·一三”事件發生已經八月有餘，但是規定任何人不準談論這件事。我們見爸爸的要求一直被擱置，雖然答應我們很快能夠探望，但探望的時間卻一拖再拖。

“九·一三”事件以後，聽說毛澤東病得很厲害。1972年1月份，陳毅元帥病逝，我們從紀錄片中看到出席追悼會的毛澤東果然驟然衰老了。身患重病的張茜阿姨悲痛地攙扶著老態龍鍾的毛澤東，這景象使我心痛如絞。我有了一種蒼涼的歷史感，我知道有一些東西正在衰落和死去。無論我和我的一家在“文革”中經歷了什麼，我們和這些東西實際上是血肉相連的。2月間，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的大門開啟了。後來，又聽說在江西的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信，毛澤東的批示和鄧的信被中央政治局委員傳閱。鄧小平解除了監督勞動，恢復組織生活，他原來的公務員和秘書都派到江西去照顧他的生活。無論如何，這些所有的事情都給我們吃了定心丸，我們確信見到爸爸只是時間早晚的事情。

從1972年8月起，我們可以探望爸爸了，原來不定期，後來可以定期，原來兩三個月，後來爭取到可以一月一次。這些探望大多數在北京西郊一個摩托化營的駐地進行。一般是我們先到達，然後爸爸進來。與老猛子和媽媽比較起來，爸爸的變化最大。他不僅永遠失去了健全的身軀，我還感覺到，積蓄在他身體中的痛苦常常要把我們和他的心同時脹破。

在這些探望中，爸爸有時心情好一些，有時壞一些。對我們對他生活細節的詢問一概心不在焉。他會反問我們：這有什麼關係？這很重要嗎？他問得最多的是媽媽的情況。他總是說：“媽媽那麼小就參加了革命，她有什麼問題？把媽媽抓起來坐監獄簡直太不公平。”還反覆說：“在對待林彪和葉群的問題上，媽媽的感覺一直比我對頭，媽媽一直比我清醒，媽媽的骨頭一直比我硬。”或者他就靜靜地聽我們把外面的訊息帶給他。這種時候他很少發問和插話，只是很認真地聽，有時搖搖頭，有時又點點頭。這些會見，一開始都有專案組的人在場，先是在屋內，後來在門口，後來到屋外，再後來就不見蹤影了。不過我們還是很小心，生怕惹出些麻煩來，喪失了和爸爸見面的機會。

每次見面結束，專案組的人都堅持要爸爸先走，一直要等到載著爸爸的汽車離開很遠之後才准許我們離開。每次當我們把架著雙柺的爸爸扶上汽車，又目送汽車出了大門，轉了彎，看不見了，我們的心裡就湧起一陣痛苦。這種生離死別的日子還要過到哪一天？

那間會見的屋子裡，玻璃窗上都糊滿了報紙，一點陽光都射不進來。牆上有一大塊一大塊雨水浸蝕的痕跡，還有幾張又破又舊的木頭桌椅。我記得牆上似乎還掛著幾張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