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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患失，搖擺不定，以及由於出身剝削階級的家庭而帶有剝削階級的

意識，與長期所受的教育是地主階級的教育，也就容易接受反動的地

主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因此他們必須經過思想改造，實際生活和工作

鍛鍊，才能達到與工農兵結合；甘心當人民勤務員的革命戰士。

中國共產黨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一貫是採取爭取、教育、改造

的方針”　。

如何認識第四代革命知識分子及其歷史定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如何評價這一代知識分子所受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以及“第二條戰線”的歷史作用。

把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學校教育籠統的說成地主階級的教育，明顯不符合中國近代教育歷史的實際。眾所周知，中國的學校教育自清末興起辦“洋學堂”，走上近代教育的軌道，它的基本內容和形式都是採取西方教育的模式，核心是科學與民主。經過新式教育培養出的一大批知識分子，成為反對封建主義，追求國家獨立與民主，為實現現代化理想而奮鬥的仁人志士。20世紀30年代前後，國民黨政權曾經把“黨化教育”強加於學校，但終因過於露骨而遭到廣大教師和學生的抵制，不得不廢止，轉而公佈以三民主義為教育宗旨：“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活

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髮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這一教育宗旨儘管有其冠冕堂皇的方面，但總不能說是地主階級的教育。更何況還有些教育界的領導人、教育家如蔡元培，曾提出“五育”並重、全面和諧發展的教育方針，並一度為國民黨政府確定為國民教育的宗旨。這一方針的提出與實施，“在中國教育史上有劃時代意義，對中華民族新一代成長有重要影響”　。

蔡元培的“五育”，包括“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五方面內容。“軍國民教育”即軍事訓練和體育鍛煉，“實利主義教育”“就是以科技為主要內容的智育”　，“公民道德教育”，按蔡元培自己的解釋是：“現代人的道德，須合於現代的社會，決非數百年或數千年以前之聖賢所能預為規定”　，而是法蘭西革命所揭示的“自由、平等、親愛”　，“世界觀教育”，主要是溝通“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對於現象世界的事物，物質生活，人類幸福既不厭棄也不迷戀，對於實體世界具有渴望追求的心理，以期達到思想自由、意志自由的‘理想國’”　。“美育教育”，“以陶養感情為目的者也”。應當說，這樣的教育方針不是封建主義的而是反封建主義的，它的實施，對反封建主義的鬥爭起過積極的歷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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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革命知識分子（2）

此外，還有眾多的民間教育家和他們的民辦學校，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最著名的當屬陶行知，他提倡“教育救國”，主張“生活教育”，即“立足於人民大眾，與生活聯絡，和社會活動結合，為人民大眾服務。……目的是改造社會，改變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文化，使人民真正當家做主人”　，陶行知認為，中國自廢科舉，興新學以來，辦了三十多年的新教育，雖然從“忠君、尊禮、尚公、尚武、尚實的宗旨”變為“依著三民主義的宗旨”　，但有個共同的毛病是“教育與生活脫離”，他在30年代前後辦的曉莊師範學校、山海工學團，以及1945年春與李公樸、史良等在重慶創辦的社會大學，都實行“教學做合一”，為中國培養了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其中還包括一部分共產黨員知識分子。

第四代革命知識分子成長於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這一特殊的歷史環境中，民族的危亡，社會的動盪，使他們具有更加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更為突出的政治參與傾向，更接近平民百姓的生活。日本入侵中國，給中國的教育事業帶來巨大破壞，如戰前有中等學校3184所，學生57萬餘人中受戰爭影響的達50％；大學，戰前有108所，到1938年10月，被轟炸破壞達91所，其中25所不得不停辦，繼續維持的僅83所　。從“七七事變”到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國民黨統治區大批學校向大後方轉移。在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中，數以萬計的學生和教師拔山涉水、風餐露宿，顛泊流離，從一處轉移到另一處，不僅經受了生活的磨練，瞭解了普通百姓的苦難，飽嘗了政府的腐敗無能，而且遭到了經濟的巨大損失，承受了人員傷亡的巨大悲痛。上述難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