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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化部如再不管，“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國死人部”。12月12日，在《柯慶施抓曲藝工作》批示中表示：“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1964年6月27日，作出更為嚴厲的批示：各種協會和大多數刊物，“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這場在文藝界開展的“反修防修”鬥爭，涉及了小說、詩歌、戲曲、電影、音樂、美術、舞蹈以及文藝評論等所有領域，許多優秀作品被扣上“為修正主義分子樹碑立傳”、“宣揚階級調和論、人性論、和平主義”等政治帽子，被打入囚牢。文藝界的領導人紛紛被撤職，連文化部也幾乎被取消。與此同時，哲學界開展了對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高階黨校校長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觀點的批判，指責他“適應現代修正主義的需要”，反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歷史學界對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翦伯讚的批判，被戴上“汙衊農民革命”、“美化帝王將相”、“鼓吹讓步政策”、“反對古為今用”等帽子；經濟學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專家孫冶芳，由於提出應當注重經濟效益、重視價值規律、擴大經營管理許可權等主張，而被指責為“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比蘇聯的利別爾曼還利別爾曼”。

60年代前半期的這場文化大批判和50年代那場文化批判相比較，50年代的批判內容很明確：唯心論。60年代在“反修”的口號下，所批判的東西，不僅有“修正主義思想”，還有“資本主義思想”、“封建主義思想”，這表明“修正主義”到底是什麼，並不明確；50年代的批判只是“混淆了學術與政治的界限”，而60年代的批判更多的著眼於現實的政治，連吳晗寫的“海瑞罷官”這樣一出歷史劇，也和“為彭德懷翻案”的現實鬥爭聯絡在一起；50年代文化批判中要立的目標很明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60年代則大搞“破就是立”，究竟“立”什麼，似乎很不明確。

社會主義文化戰略的幾個問題（8）

毛澤東時代長期擔任黨和政府領導職務的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對防止“和平演變”問題作了如下評述：

“關於防止‘和平演變’這個問題，毛主席和黨中央當年的認識

和採取的措施確有正確的方面和可取之處。由於革命發展不平衡，少

數社會主義國家創立以後，從國際範圍的階級鬥爭和經濟競爭來說，

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總是處於‘弱’勢，處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之

中。因此，警惕國外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歷史也表明，毛主席和黨中央當年關於防止‘和平演變’

的認識和實踐，在許多方面顯然是過了頭了，捕風捉影的色彩甚多，

因而不符合實際情況，是錯誤的，這就不能不付出很大的代價，留下

了沉痛而深刻的教訓”。薄一波具體指出，如“錯誤地把黨和國家發

生‘和平演變’當成了當時最嚴重的政治問題”，“對於什麼是修正主

義，認識並不明確，甚至把很多本來是正確的東西也當成所謂修正主

義、‘和平演變’來加以反對”，“他多次講過：窮則變，富則修”，

“書越讀越蠢，越是知識分子越容易產生修正主義”等等192。

距離薄一波回憶錄的出版，歷史又前進了幾十年。今天，應該如何重新評價防止“和平演變”這一戰略思想呢？

防止“和平演變”的提出，對於我國和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中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保持應有的警惕，具有重要意義。然而，把防止“和平演變”做為“關係當代社會主義事業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193的戰略理論思想，則有不容忽視的缺陷。

近些年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會發生劇變，一直是人們在探索，也是各種意見爭論不斷的問題。一種認為，“劇變”是黨的領導人適應帝國主義的政策，搞修正主義的結果，歸根結底是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結果。他們說：“看來和平演變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攻心——奪權——改制’，另一種是‘攻心——改制——奪權’”，“這恰恰證明了上層建築的反作用，提醒我們為了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一定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牢牢佔領上層建築的陣地”194。《中流》雜誌的作者提出的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