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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註定要擊碎宗法社會政治和法治的雙重屬性，宣揚自己的價值觀，並將之根植於天下百姓的頭腦中——所謂啟迪民智。

無論是先來的“德先生”“賽先生”，還是後來的“馬先生”“列先生”，皆是如此。

當時的中國已經到了病急亂投醫的地步，尚可原諒。此時的大明卻根本沒有那樣的社會環境和思想條件。

作為大明的皇太子，朱慈烺從未想過要發展社會主義，至於資本主義也僅僅是一株似有若無的萌芽，所以他在現階段必然要站在傳統道德的立場上，保護宗族宗法的政治屬性。鞏固自己的法統地位——否則帶人革自己的命麼？

又因為有前世的記憶，所以朱慈烺對國家司法權十分敏感，這就促使他要擊碎宗法社會的法治屬性。

一旦開始反思，也就能夠看清事物的全貌了。

魯迅本人和其他左翼文人一直有“論敵”存在，可見在這場戰爭中他們也只是其中一方，掌握真理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如果魯迅所言切中了所有社會問題的根結。為大眾所信服，他就是精神領袖了——事實上他是個鬥士、狂人，用流行語來說只是個“小眾寫手”。

一旦釐清思路，明白自己所面對的問題，自然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隨著各宗族族譜在縣府備案，家規族訓、鄉規民約都有了府縣衙門、三老、外姓的介入，誰也不能關起門自說自話。藉著如今皇太子的薄達雲天的聲望，各家對於這種介入都秉持了最大的寬容和歡迎。而介入者也因為傳統思維的慣性作用，以最大限度的尊重。儘量不對他人家事指手畫腳。

在互相謙讓之下，政治層面的工作推進極快。

關鍵在於法治層面。

如何保證宗族內部不會說一套做一套，關起門來執行家法？

馮元輝提出的辦法是“巡迴”。

各縣裁判所定期派出法官巡迴各村，頭一日公開接受訴訟，審理案情。翌日立一帷幕，村中老幼次第而入，報上自己姓名住址，各給紅綠豆一枚。無事者交付綠豆。將紅豆投入缸中。有冤不能口述者則暗遞紅豆，丟棄綠豆。

等見過了全村老幼之後。法官便請縣裡警察一道暗訪，查明事情真相，保護弱勢訴冤的當事人。

縣裡有裁判巡迴各村，府裡有推事巡迴各縣，多一個渠道就少一份情弊。再加上風憲官或明或暗的監督，不敢說政治清明。暗無天日卻絕不能夠。

在這番動作之下，河間府任丘縣百姓的戶籍上多了一項頗有地方特色的填空：所屬宗族祠堂。

各宗族祠堂作為宗族核心，一併被官府登記在案，同時登記的還有宗族所有的宗產，包括義田、公田、祭田等等。這在官面上的說法是：保護族產。不使不肖子變賣、偷盜、侵佔。然而其後手卻是針對那些貪官，防止貪墨資產轉移至族中，看似兩袖清風，其實已經吃得腦滿腸肥。

河間府和新成立的民部，以及大理寺都派了人前來視察。河間府考慮如何將之推廣全府，大理寺則要考慮如何形成條文，確定《皇明宗族法》文字。民部嘛，什麼都不用考慮，只是來幫忙幹活的。

一個主事帶了一百個從十歲到二十歲不等的學生，跋涉三百里，到任丘縣重新制定戶籍本格式，幫著進行補充戶籍登記。還要進行宗族人口與非屬宗族人口的調查統計，同時也要進行初級的職業調查，看有多少人在從事工商服務業，為日後進行更多的統計調查進行實踐。

這主事早就聽說過“經濟普查”這個名詞，是姚桃在轉述皇太子訓示時不小心說漏了嘴。這四個字頗有些風憲官的意思蘊藏其中，為了能夠脫離這個整日打算盤的工作，這位主事自告奮勇前來任丘，希望日後真的有“普查”時，自己能夠優先選用。

事實證明，在東宮體系之下，好職位固然眾多，但要想獲得好職位所付出的辛酸和血汗也是少不了的。

這也是隱形的貪腐成本。一旦被抓，錢財盡失，就連過去付出的努力也都白費了。

在民間商行沒能與國家機構展開人才競爭之前，朱慈烺著實有些肆無忌憚。

朱慈烺有個優點，從來不將人想得太笨。他沒想過自己挖坑，別人一個個會跳得十分愉快。對於《宗族法》的推廣，他決定看任丘的效果，一旦合適就用國家力量強制推行，只要不突破臨界點就沒有問題。

讓朱慈烺意外的事，不等他下令，河間府其他各縣已經聞風而動，而大部分宗族則表現出了熱忱歡迎的姿態，真正牴觸的宗族少之又少，最後也隨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