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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別說現在這個時代，就是前世的紅色貴族不也如此麼？

朱慈烺輕輕搖了搖頭：除非有個更強大的信念佔據百姓的信仰空間，讓他們相信爹親孃親都不如皇帝親，天大地大都不如皇室的恩情大，立志做個舍小家為大家，脫離低階習俗，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整個國家的人。

上下五千年，這種狂熱的狀態只存在過三十年，而且崩塌之後帶來的副作用似乎更大，頗有些飲鴆止渴的感覺。別的不說，朱慈烺並不希望自己的遺體被長久封存不得下葬。

而且以明朝的宣傳能力和手段，要做到這樣大規模的思想教育，其難度……還是先考慮一下火星探索計劃吧。

既然無法從根本上剷除宗族。如何做才能既保證國家對人民具有控制力，又不至於制定出毀家滅門的惡法呢？

首先是思想方面，忠臣與孝子之間的平衡。魏晉時候，天下只有孝子，沒有忠臣，故而有五胡亂華。北伐難酬。那時候的門閥與如今的宗族名異而實同，只是更加強大，直接控制了軍國大權罷了。

朱慈烺又想到前世某個時期，天下都是忠臣——或者叫主人翁，只知國家需要就上山下鄉、奔赴殊域。他們的確以自己的犧牲，為整個民族都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不過當信仰崩塌之後，正是這些人反轉最大，甚至否定了自己的犧牲，認為被權貴階級欺騙和出賣。徹底投入利己主義的窠臼。

這正好是兩個最極端的例子，後來從隋唐起強調的“在家事親，在朝忠君”可以說是一種緩衝和折衷。不過眼下的大明更注重“孝”，而“忠”的方面有所欠缺，這就需要人為給一些動力。

其次在於國家動員方面。

宗族的形成以北宋為分水嶺，又有兩種形態。

在先秦兩漢時代，天子分封藩國形成宗族，其大宗對小宗的財產有直接控制權。這點到了明朝仍舊一樣。分封的諸藩王可能因為犯罪或無子而被除國，田土收歸國有。

後世熟悉的庶民宗族卻誕生在北宋之後。因為范仲淹、張載、程頤等人的推動。庶民被允許立祠堂，以便“敬宗收族”。這幾乎可以算是一場革命，打破了士大夫立廟的特權，也有了以血緣為基礎的精神核心。

有了這樣的核心之後，庶民就從單純依附於地主豪強，轉而依附於自己的宗族。這時候的宗族就像後世的工會。看似沒有主宰宗人生命、財產的權力，卻又極具凝聚力。

延續到了明代，鄉官的職役制度更加明顯，宗族的影響力也就越大，在基層輿論上遠遠壓過朝廷王法。

比如募兵。在新設立的流民村落中。募兵明顯要輕鬆得多。而在有宗族影響的地方，族中老人出於勞動力缺失的考慮，往往會對此抱有牴觸。正是這些老人說一句“別去”，很多人都打消了入伍的意願。

在現在的甲級行政區域，宗族勢力奄奄一息，影響力極小，即便如此也能感受到其中蘊藏的能量。就是知縣下鄉問政，老人、農老辦事，也都會對大些的家庭另眼相待。

因此在南方宗族勢力更大的地方，整個家族抗稅抗租，乃至暴力抗官，時有耳聞。

最後則是土地問題。

宗族本身不是大地主，族中的土地只有宗人捐獻的義田、祭田。義田用於照顧族中貧窮子弟，為他們交付讀書用的束脩，往往只有詩禮之族才有。祭田則必然是每家都有，其產出用於家族祠堂祭祀。因為這是族人捐獻，所以勞動力也有宗人義務承擔，收成和使用也受眾人監督。

宗族對土地的約束性在於本宗族人私有的土地不會外流。

寡婦可以改嫁，但只能帶走自己的嫁妝。夫家的土地必然要留給子嗣，這是宗族對宗人的保護。如果沒有子嗣，族中則會過繼一個符合輩分的族人給他，繼承這塊土地。

公開的說辭當然是家族實力不至於削弱，避免了外姓人的侵奪。

可朝廷也是外姓人啊！

這些土地一直被一家一族控制，不恢復“無主地”的屬性，朝廷何時才能收回來？總不能出臺“遺產稅”吧？那是對三千年來“子承父業”的傳統進行否定，還不如撕破臉去搶。（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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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佰十章　宣威佈德民大悅（十一）

“皇爺……”隨侍在崇禎身邊的王承恩低聲喚道。

崇禎抬了抬手，止住了王承恩說話。他從窗外望進去，正好能看到朱慈烺的半個身子，如同頑童一般靠在柱上，手拿玉鉤在地上寫寫畫畫。一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