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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於是異想天開！”

湯壽潛急忙打圓場道：“皙子說的確實很有道理，眼下大戰在即，既要收攏人心，鼓勵賢達建言獻策；又不能放任自流，任由那些民黨孑遺、北洋殘部蜚短流長動搖人心，破壞大局。當然，百熙擔心的也並非杞人憂天，如今國家已經走到這一步，肯定不可能再走回頭路，誰膽敢破壞共和誰就會成為眾矢之的，袁項城便是前車之鑑。更何況是復辟帝制？”

孫元起也道：“皙子槃槃大才，能想到的收攏民心、匯聚民力的法子肯定不下數十種，何必非要走破壞共和、復辟帝制等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邪路呢？稍有不慎你我都會聲名狼藉的！”

在另一個時空的真實歷史中，楊度便積極主張君主立憲，串聯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及嚴復等人發起成立“籌安會”，為袁世凱登基稱帝大肆鼓吹。袁世凱對其也恩寵有加，曾親自賜匾題字，稱他為“曠代逸才”。然而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剛一出爐，楊度便遭到全國上下齊聲唾罵，在其家鄉湖南被稱為是“漢奸”，其好友梁啟超也稱他為“下賤無恥、蠕蠕而動的嬖人”。後來黎元洪繼任總統，釋出懲辦通緝帝制禍首令，楊度名列第一，當真是臭名昭著遺臭萬年！

楊度開啟摺扇搖了片刻，才接著說道：“古人有兩句名言，一句是‘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一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雖然這兩句話都是古代君上對於普通民眾不太信任的言論，但眼下公眾民智未開，對於這場關乎國家氣運的生死大戰只怕是消極躲避遠遠多於積極支援，所以百熙真要想收攏人心，恐怕對日作戰的訊息暫時還不能公之於眾。

“好在中國民眾民智未開，雖然有些人已經接觸到一點民主共和思想，但絕大多數民眾在兩千餘年皇權統治下，心中對於皇帝、京城還有眷眷之心，對於政府頒佈的公告、法令還有幾分畏懼之心，這也是百熙你樹立名望，拉攏民心的上好機會。所以你要儘快返回京城，用國務院命令對各府道州縣的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乃至高年耆宿、學問純粹等名人加以褒獎，挑選嚴厲方正之人到各地巡視督查，對貪官汙吏、匪徒惡霸加以嚴懲，藉以彰顯威權！”

湯壽潛笑道：“此計大妙！古往今來民間最喜歡的故事便是良善之人得到上官褒獎、奸惡之輩受到上官嚴懲，若是再加上欽差巡查、清官斷案，那就更加廣為傳頌了！如此一來，百熙你的名字自然也會不脛而走，隨之傳遍四方，深入萬千民心。”

對於這種俗套的情節，孫元起談不上厭惡，更談不上喜歡，當下只是淡淡地點了點頭，然而提出了另一個思路：“自古以來，無論是皇上太子還是文武百官，都喜歡穩坐在戒備森嚴的深宅大院裡，憑著各地報上來的奏章文書來了解民間疾苦。稍有外出則是前呼後擁如臨大敵，等閒難得見上一面。究其原因，無外乎是當時交通不夠發達、通訊不夠便捷、風氣不夠開放、禮制不夠寬鬆，即便偶爾有幾個皇帝出京巡訪，輕則被御史認為是靡費公帑、擾動地方，重則被後世譏為尋歡作樂、不務正業。現在交通通訊如此便利、民主共和風氣漸開，咱們為什麼不能走出去、請進來呢？”

楊度稍稍一愣：“百熙的意思是？”

孫元起解釋道：“所謂‘走出去’，就是上至大總統、內閣總理，下至各部部長、次長等，在合適時間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進行走訪慰問、調查研究，乃至探究實情。比如近期蘇北遇到旱災，就可以前去探視災情具體如何，然後決定應該如何救濟；再比如河南地方不靖，便可以親臨該地區檢查戰備、督促作戰等等。如果時機允許，甚至可以到周邊的國家走訪交流。”

在孫元起的印象裡，後世各國元首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花費在奔赴各地調研、出國訪問上面。而在民國初年，從上到下，大家根本就沒有主動走出京城的念頭和意識！（未完待續。。）

四八六、得民心者得天下（下）

湯壽潛大吃一驚：“難道百熙你打算四處巡視，乃至出國訪問？如今軍旅未息，民生艱苦，四海動盪，八方告急，我們本應當鎮之以靜，無為而治，與民休息。何況現在民黨餘孽橫行江南，北洋殘部密佈華北，若是有不逞之徒，效博浪之椎（張良在博浪沙命人用大鐵椎行刺秦始皇），行豫讓之舉（豫讓埋伏在橋下行刺趙襄子），那可如何是好？都說‘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熙你一身不僅關乎新中國黨的興衰成敗，更關係到國家氣運，豈能輕易以身犯險？”

這也難怪湯壽潛吃驚，中國古往今來數百位皇帝中，外出巡狩封禪或者藉著體察民情名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