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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他每日奮筆疾書，經常是一天寫五千多字。——這麼說來，和如今的小說寫手非常類似。報紙出版後，市場反應非常良好，立即引起了搶購熱潮，發行萬餘份還不能滿足需求，社會上更是盜印成風。

每日的勞累，在給梁啟超帶來成功的愉悅外，也給他增添了新的苦楚，那就是他的理想和思想：

我們現在說到梁啟超，除了說他是戊戌變法的領袖外，就該說他是國學大師了，而且他的學術成就也得到了後世的肯定。然而在20世紀的前二十年中，他一直非常熱衷於政治，積極參與各種活動，辦報、演講、籌款、組黨，一度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總長和財務總長。而此時他正好虛歲三十，“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而立之年卻漂泊海外，以辦報為業，無疑背離他遠大的政治理想。這是讓他非常苦痛的。

在辦報寫文章的過程中，梁啟超大量閱讀西方著作，思想逐漸發生改變，與老師康有為的尊孔保皇開始出現分歧。梁啟超是典型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遙想當年，17歲就中舉的梁啟超到萬木草堂拜會康有為，認為老康確實有兩把刷子，便拜那時還不過是個秀才的康有為做老師。現在依然秉性不改，接連寫了《釋革》、《新民說·論進步》等文章，鼓吹革命破壞；又寫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公開反對恩師的保教主張。這讓康有為大為惱火，除了寫《復美洲華僑論中國之可行君主立憲不可行革命書》、《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兩封很長的信，專門討論革命自立問題，駁斥弟子大逆不道的言論而外，甚至以“斷絕”、“決裂”來威脅梁啟超，來信有“大病危在旦夕”之類的言語，讓尊師重道的梁啟超惶恐不安。

“哦。”梁啟超沒有著急簽收電報，而是拿起桌上的文稿，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圈改了幾個字，遞給馬君武，“這是為本期報紙寫的文章，你看一看，沒問題的話，就拿去趕緊排吧！”；

馬君武接過稿紙，名字卻是《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便一目十行地讀了下去，讀到最後，不覺大聲朗誦：

歌白尼地圓之學說出，而新世界始開；倍根、笛卡兒格物窮理之哲學出，而數千年來學界之奴性靡有孑遺，全歐思想之自由驟以發達。日本之福澤諭吉，當明治維新以前，以獨力創一學校，名曰慶應義塾，創一報館，名曰《時事新報》；著書數十種，專以輸入泰西文明思想為主義。日本人之知有西學，自福澤始也；其維新改革之事業，亦顧問於福澤者十而六七也。苟無此人，則世界或不得進步，即進步，亦未必如是其驟也。我堂堂中華，有數萬萬之同胞，英俊輩出。當此國危民困之時，豈無一二人如此輩乎？

今吾聞諸泰西人，曰我中華有一學者名孫元起，特精通於格物致知之學，首言構成物質之粒子結構形狀，又言光具波紋、微粒之二相，皆破泰西人成說，而為實驗所證實。故彼輩鹹稽首拜服，以為其乃繼創重學制奈頓後之第一人也！繇是可知，我中華故不乏具大智慧、大魄力之學者，惟少為人所發見耳。假以時日，中華必有能左右國家者。而能左右國家者，是所以使我國左右世界也。吾以心香，禱之頌之。苟見其人，吾雖老邁，必尊之愛之、從之師之，亦願吾國吾民尊之愛之、從之師之。

“好！好！讀了任公的文章，讓人彷彿看到中華復興之曙光！”馬君武拍著稿紙，大聲說道，“我馬上拿到前頭，讓大家也讀讀！”

看馬君武走遠，梁啟超這才喚過報童：“讓你久等，真是失禮。來，現在我就簽收。”

報童急忙遞過電報。梁啟超簽了字，隨著憑條遞過來的還有一角錢：“這麼熱的天還麻煩你，這算是請您喝茶的。”

“謝謝社長先生！”報童歡天喜地地接過錢，恭敬地鞠完躬，才蹦跳著離開。

梁啟超裁開信封，上面是很簡單的一句話：“孫元起乘皇后號23日抵橫濱，祈代買次日赴天津船票10張，款隨後匯上。大謝！菊生。”

五十、息羽垂頭合讓君

9月23日上午十時許，皇后號遠洋客輪穩穩地停靠在日本橫濱的碼頭。在輪船上呆了十多天，終於到達目的地，客人們歡天喜地。

孫元起隨著人群走下客輪，便想尋人把行李從船艙中取出。心裡還有些糾結：張元濟發電報來，說是已委託《新民叢報》社長代買回國的船票，可是這一行人都不懂日語，人生地不熟的，如何去尋那《新民叢報》社？怕是免不了一番囉嗦。

碼頭上好多接人親友的人，日語、英語連成一片。見了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