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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改革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限制學生的日常用品，譬如毛巾只能一條，茶缸一隻，鞋兩雙，牙刷一把，牙膏一支等等。還有牙刷牙膏用完要放進抽屜裡，這一點學生群起反對，大家都是從小受愛國衛生運動教育的人，誰都知道牙刷放在不通風的地方容易生細菌。我對軍伐的改革措施嗤之以鼻，堅決反對。但軍伐說這是校長辦公會議決定的，校長辦公會議我沒權參加，也不知道他是唬我還是真有其事。而且我的許可權就是執行，不是決策。回到宿舍，我對石留講了這事，石留卻沉默不語。 學校有項傳統的功課叫早練。每天六點鐘起床鈴一響，學生要在十五分鐘內到操場集合，先在操場操練，再跑步，從學校門口順著馬路沿一直跑到鎮上，回來洗臉刷牙再去吃早餐。我做老師時，每天都睡懶覺，有時睡得像個死人，外面天翻地覆也不知道，有時給鬧醒了，聽到外面一片噪聲，很是反感。我做了辦公室副主任後，軍伐每天都來敲我的門，要我跟他去督導學生操練。這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早知道做主任還有這項福利我就不做了。我站在軍伐身邊，看著學生一臉痛苦地走著方步，我也跟著痛苦。那時周怡就在佇列裡對我做鬼臉。她感覺我比她還難受，她就特開心。 周怡是我老鄉。她在武漢長大，後來跟著父母移民深圳。她到學校的第一年沒找到機會認識我，所以倍感孤獨。這是她自己說的。第二年我開始教她，第一次課我就讓學生寫自傳。寫自傳有兩個目的，一是畢業後要用，一入關人事處就要學生交自傳，我是教公文的，學生的自傳寫不好我要負責任，所以一早就要讓他們練，練到畢業時如果還不過關我就勸他回家耕地；二是我有考據癖，特別喜歡考證學生的歷史，有的學生很調皮，把過去藏得很深，害得你教了幾年書仍然不瞭解他們，所以必須佈置這項功課給他們做，以滿足我考據的癖好。當然有的學生很狡猾，他們會把別人的故事拿來講給你聽，如果你不認真考證就會上他們的當。如果認真考證，要做的工作就多了，當然也有意思得多了。周怡的自傳寫得真是好，我情不自禁地在班上讀了，把她吹到了天上。這就為她找我製造了機會。 晚自習後周怡來我宿舍。她穿了件淺紅色的連衣裙，襯得臉上多了點血色，與白天課堂上的蒼白對比鮮明。我讓她坐在床上，給她泡了杯咖啡。我喜歡喝咖啡，因為苦。這些年我一直把苦當飯吃，所以有一點開心事我就特別快樂。周怡喝了口咖啡，苦得直咋舌，她把杯子擱在床頭櫃上，不再碰它。我們聊了一會兒閒天，聊了些什麼我也不記得了，總之時間過得飛快，一轉眼對面教室的燈已經熄了，周怡起身說，我該走了。周怡走了我就關燈睡覺，一點也不知道外面發生的事。原來大家都以為她失了蹤，早把女生宿舍搜了幾遍，又派了大批男生去海邊尋找。因此周怡從教師樓走下去時，真正體會到了眾目睽睽的感覺。那天的事就是這樣。後來我跟軍伐吵架，跟這件事也有關係。我對軍伐歷來就頗多意見，因為他老是在我上課時偷偷溜進教室。我不管他到底想幹什麼，是想監督學生還是想監督我，反正這舉動很不文明，是一種不尊重人的表現。但他是領導，我不可能對他破口大罵或者衝上去打他一耳光，我最多就提提意見或者忍氣吞聲。但這事讓我很窩火，一直想找他的晦氣。 有一個雨天，我在南州的宿舍，有一件急事要找周怡。於是我跑到郵局掛電話。那天是週六，學生可以自由活動，大家都躲著軍伐，所以軍伐很閒得慌，只好貓在傳達室聽電話。他沒聽出我的聲音，對我說，學生的電話不傳。說完就把電話掛了。他不喜歡周怡，因為周怡老跟我親近，老不買他的賬。我的心情本來就不好，這時變得比外面的雨天還糟糕。我在郵局等了半小時，又掛了個電話，叫門衛去叫軍伐聽。 我在電話裡把軍伐臭罵了一頓，他開始還跟我解釋，後來就在電話裡跟我對罵。這件事後來鬧得很大，全校教職員工都知道了，我回到學校就等著領導批評，沒想到領導反而升了我的職。領導說，我就是要提拔有個性的人，有個性的人就應該做領導，至於先進人物就繼續做先進吧。這樣我跟軍伐成了拍檔，儘管仍然是他領導我，但已經不是原來那種領導關係了。這是一個勝利，當然是一種很尷尬的勝利。我跟在軍伐屁股後面就像一頭蠢豬。周怡對我做鬼臉就是笑我這個。周怡也就是對我才有點笑臉，她在別人面前一點表情也沒有，因為大家都知道兩個主任因為她幹了一架。說得好聽一點就說我和她兩情相悅，說得難聽一點就說兩個主任為她爭風吃醋，搞得她在學校很沒面子。不過這人臉皮很厚，證據就是她居然還能對我笑。

《面朝大海》第四章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