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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30萬人示威遊行等反對運動高漲的情況下被迫下臺，造成了嚴重的混亂與對立局面。所以，後繼的池田勇人首相採取寬容和忍耐的政治姿態，在任期間的施政方針演說從未言及日美安全保障體制，而是強調重視亞洲和聯合國。“堅持聯合國憲章的安全保障體制”（1961年），“展開以聯合國為中心的更強有力的和平外交”（1962年），強調“嚴格遵守以和平手段解決一切國際紛爭這一聯合國憲章的根本精神”（1963年），強化了對裁軍問題的支援力度。繼池田首相之後的佐藤首相就任不久，在面對日美首腦會談後的施政方針演說上，也沒有提到《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可是，在越南戰爭爆發，“東西對立舞臺轉移到亞洲”的1966年，日本開始正面直接地論述日美安保體制的必要性，認為“拋棄《日美安保條約》宣佈中立就能確保日本安全的想法簡直是幻想”，批判“中立論”，並且提出“維持日美安保體制對確保日本的和平與安全來說是最現實的政策”。隨後，“自衛力量”和“日美安保體制”被定位為日本安全保障的兩大支柱。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10）

以聯合國為中心

隨著冷戰形勢的激化、東西陣營對立格局的“緩和”等國際政治形勢的變化，日本外交對聯合國的定位產生了微妙變化。其實，日本在加入聯合國之前，政府就已經立場鮮明地表示，“希望迅速加入聯合國，但在加入之前，對於聯合國實行維和措施也會繼續全力以赴進行合作”。岸信介首相在1957年加入聯合國後的第一次施政方針演說上，主張“以聯合國為中心，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以此作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針。1958年，日本政府發表所謂“外交三原則”，首次把聯合國中心主義提升到原則的高度。不過，聯合國沒有起到想象中的那樣有效的作用。日本遇到了由“否決權帶來的欠缺”的聯合國現實，不得不把1960年簽署的《日美新安保條約》視為“在把本國的安全委託給聯合國維持和平與安全的功能之前”，“嚴格在聯合國憲章框架內執行的”保護兩國和平與安全的機制。即便如此，國內的反對聲音頗為激烈。在此情況下，藤山外相提倡日本外交的基調是，追求“絕對的和平”並強調《日美安保條約》的必要性。

對此，池田首相在1961年提出，“強化聯合國外交的陣容”，承諾“以聯合國為中心，展開進一步強有力的和平外交”。池田內閣的小坂善太郎外相也把“推進聯合國外交”和“支援聯合國”定位為外交的基本政策。另外，大平正芳在1964年也強調了“作為維持世界和平的機構——聯合國”的重要性。

不過，在佐藤內閣期間，“國際形勢依然很嚴峻，是不能期望緩和緊張的狀況的”，“東西陣營的基本對立以及各種國家間利害關係的衝突依然根深蒂固”。嚴峻的現實使日本遠遠達不到期待“把本國的安全委託給聯合國”的境界。雖然佐藤首相就任後在首次施政方針演說中強調，日美在“聯合國的作用巨大”這點上已達成共識，但在“東西之間的權力關係維持著世界和平”的情況下，站在“為了本國的利益和安全保障”的現實主義立場，努力維持“為維護日本的和平與安全最為現實的政策”依然是日美安保體制。在這點上，椎名外相解釋說，有了與美國簽訂的安保條約，“才能使國民對國家的安全不抱有任何不安，才能取得經濟的穩定與繁榮”，“在現階段，還不能把國家的安全完全寄託於聯合國”。

在國際形勢逐步開始走向緩和的1970年，佐藤首相再次提出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外交（“重視國際信義，依靠自主的和平努力為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外交發揮重要的作用”）。歷史證明，由於隨後的國際形勢日益多元化，日本國內經濟也取得增長，日本不僅透過在聯合國發揮作用，迴歸併為國際社會作貢獻，而且擴大了自己的外交領域，“與所有國家建立友好關係”，或努力推進多邊外交。

堅持“亞洲一員”的立場

透過《舊金山和約》恢復了主權的日本，是否能夠真正迴歸國際社會，取決於如何解決與在戰爭中受到傷害的亞洲各國之間的賠償談判，並在此基礎上實現邦交正常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日本外交的主要任務仍然是與亞洲國家的賠償談判和實現關係正常化。而在這些工作完成之後，亞洲仍然是日本以經濟合作為支柱展開自主外交的重要地域。由於認識到亞洲的和平與穩定“直接促進日本的國家利益”、“有助於推動日本的和平與繁榮”，日本以“亞洲的一員”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