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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沃爾克是個“一輩子只能遇上一次”的間諜。這些情報使蘇聯密碼破譯人員能夠破譯美國海軍使用的密碼，從而使蘇聯能夠監視美國海軍的行動，這使蘇聯在情報方面佔據了很大優勢。

沃爾克在1972年美軍軍官鑑定中還被其指揮官稱為“絕對忠誠”和“具備榮譽感和責任感”的人。沃爾克發現，在大西洋總部潛艇部隊司令部通訊中心，用普通的照相機偷拍絕密檔案和密碼資料竟然如此輕而易舉，以至於後來他說：“就連超級市場的安全措施都比海軍的強。”他發展了幾個下線並組成了自己的諜報網。被他發展的人包括：他的戰友傑裡·惠特沃思、他自己的兒子和哥哥。對於蘇聯人來說，利普卡和沃爾克這兩個案子最令人驚訝的是：他們揭露出“美國一些絕密單位裡的安全措施仍然非常鬆懈，其麻痺大意的程度甚至令人難以置信。”

絕大多數的主動上門者並不像沃爾克和利普卡這樣直率。20世紀70年代，克格勃設立在蘇聯駐外使領館內的公開情報站，特別是墨西哥情報站，不得不花費精力去對付越來越多的“搖擺”分子——實際上是受美國情報機關指揮、表面上為蘇聯情報機構工作的雙重間諜。

在這其中，最成功的“搖擺”分子是得克薩斯州布利斯堡陸軍基地的軍士長，代號“馬雷克”。1966年他來到蘇聯大使館，向他們提供了一些關於美軍使用的電子裝置方面的情報。1968年他被髮展為蘇聯間諜，在以後8年裡，他在墨西哥、西德、瑞士、日本和奧地利總共接觸過26位專案官員。直到1976年5月，克格勃才從前中央情報局官員菲利浦·阿吉（代號龐特）那裡得知馬雷克是個美國“搖擺”分子，他參與了一次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防情報局聯合發起的秘密行動，而且阿吉本人也知道這次行動的內幕。

20世紀70年代後期，五角大樓成立了一個特別小組，專門挑選一些機密檔案提供給美國“搖擺”分子，以增加他們作為蘇聯間諜的可信度。大多數“搖擺”分子都是國防情報局挑選的，他們的工作是義務性的。雖然“搖擺”分子可以用來在發生衝突或危機時散佈假情報，但他們也使得克格勃不得不浪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鑑別“搖擺”分子和真正自願為蘇聯工作的間諜。

在整個冷戰時期，華盛頓情報站都未能在美國聯邦政府內招募到可以給它提供高階政治情報的間諜。然而20世紀60年代末，情報站卻得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非間諜的情報來源。華盛頓情報站的鮑里斯·謝多夫（一個以《訊息報》記者身份做掩護的政治情報處官員）與當時還在哈佛大學當教授的亨利·基辛格搭上了關係。

1968年身為尼克松競選總統顧問的基辛格利用謝多夫向莫斯科解釋說：尼克松樹立的思想陳舊的冷戰衛士的公眾形象並不是真實的，尼克松本人願意改善同蘇聯的關係。尼克松在總統選舉中獲勝後，謝多夫轉達了勃列日涅夫個人對他的祝賀以及願意和尼克松一起改善美蘇關係的願望。在總統選舉期間，長期擔任蘇聯駐美大使的阿納託利·多勃雷寧容忍了謝多夫與基辛格的秘密接觸。然而尼克松入主白宮、基辛格成為國家安全顧問後，他堅持自己來負責與基辛格的聯絡。

1973年基辛格成為美國國務卿後，多勃雷寧成為華盛頓唯—一個可以透過秘密地下停車場進入國務院的外國大使。而蘇聯駐華盛頓的其他情報人員則抱怨基辛格禁止下屬在辦公室以外的地方會見蘇聯使館的工作人員，這使他們無法發展自己在美國國務院裡的關係並瞭解基辛格與多勃雷寧談判時的“真實想法”。在華盛頓任職的23年裡（從1963年到1986年）多勃雷寧曾與一系列美國決策者進行過接觸，其中包括肯尼迪時期的迪安·臘斯克，里根時期的喬治·舒爾茨。在這方面任何一位華盛頓情報站站長都無法與他相比。

克格勃下屬的政治情報處在紐約的情報站也未能在美國政府內發展到“有價值”的間諜。然而聯合國卻是一個更容易接近的目標。聯合國秘書處裡有300多名蘇聯籍工作人員，其中許多是克格勃和總情報部的軍官、間諜或新發展的人員。

1973年，紐約情報站發現聯邦調查局掌握了情報站一些官員活動的詳細情況和三個“卓有成效”的間諜（代號分別為：格列克、佈列斯特、布里斯）之後，它的工作陷人了一片混亂。1974年底的一份報告認為，政治情報處在過去一段時間裡的工作並不令人滿意：幾年來，情報站未能建立一個符合情報工作需要的關係網。

雖然紐約情報站在電子竊聽、“積極措施”和科技情報蒐集方面取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