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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白蓓玲她不可能這樣做，她是一名出納員。如果是有意識的和人串通牟取現金，也不可能採取這種方式，可以採取其它方式把錢弄出來，這樣做會引火燒身。把自己暴露出來。因為現金方面出現一點問題，她無疑是第一個嫌疑人，任何解釋都沒有用。這個她不可能不知道，何況是這麼大的金額，所以說是她的引線可能性不大，這說明曹紅薇的可能性比較大。

“這個人說不定真是和曹紅薇約會，和案子毫無關係，沒有見到曹紅薇便離去了。出於種種原因沒能見面，曹紅薇是個離了婚的女人，外界對她有些議論，這種事情她也不好意思說出來。所以說他有財務室的鑰匙也真正常的現象，我們也不能總是在這個圈子裡轉。”吳玉亮說。

“這種可能性不大，即使是和曹紅薇約會也不可能在她的房間，加之趙明輝在單位住，他倆又有著不明不白的關係，他不可能幹這種傻事。”鄭萬江說。

即使是和人幽會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她倆知道晚上趙明輝在單位值班，不可能這樣做，那個人也不敢擅自進去，尤其是在夜裡，這更加說明那個男人有著特殊的目的，再退一步說，假如說是曹紅薇不知道內情，忘記把門鎖上，可是錢建明聽見有玻璃被掉地的聲音，那隻玻璃杯肯定是摔碎了，按照曹紅薇當時描述的情況，案發以後及時報了案，也沒有說出進自己的房間情況，說明她並沒有進入過自己的房間，而在進入她的房間時，並沒有發現掉在地上的玻璃杯，玻璃杯的碎片到哪裡去了，這就有些不正常，如果她進了房間，肯定會發現地上的玻璃杯，如果她和案子無關，一定會把這事說出來。白蓓玲昏迷過去被送到了醫院，這期間只有曹紅薇一個人，有這充裕的時間把自己的房間收拾好。

鄭萬江又想起那幾根女人的頭髮，現在結果還沒有出來，如果是其她女人的，這充分說明她們倆個人當中一個人有問題，故意把那幾根頭髮放在趙明輝的床上，以轉移公安局的注意力，表明作案者是一個女人，實際上作案者是個男人，可以說是進入過曹紅薇房間的那個男人。

如果是她們倆個人其中的一個，那說明是有人設下的一個圈套，他看過曹紅薇頭髮，不是她的頭髮，如果是白蓓玲的，假如她和趙明輝沒有關係，那就是有人故意這樣做，企圖把視線轉移到白蓓玲的身上，她是一名出納員，熟悉財務室的情況，有著極為便利的條件，這是內外勾結制造的一起案件，其目的是為了保險櫃裡的現金。

這個設想固然成立，也可以說是個妙計，但是忽視了一點，倘若真是白蓓玲所為，她的心裡早已有了充分的準備，進入財務室不可能被嚇得昏了過去，即使是裝出的假象，故意這麼做，那麼到醫院會就被一眼看出來，這個疑點會不攻自破。還有按照白蓓玲當時的心理，一定會等曹紅薇進來才去趙明輝的宿舍，這樣曹紅薇會成為見證人，為的就是解脫自己的嫌疑，證明自己案子沒有關係。

那幾根頭髮更是不可能留在趙明輝的身邊，她是頭一個到達的現場，因為現場已經進行了清理，根本沒有留下什麼痕跡，可以說是個高手，假如說是事先有預謀，知道現場已進行了清理，她也沒有必要再進去，只有安心等待曹紅薇的到來，現場不可能有她的頭髮，唯一的解釋就是有人故意這樣做，當時到過現場的只有曹紅薇和白蓓玲兩個人，白蓓玲的嫌疑已經排除，那麼疑點又回到了曹紅薇的身上。

還有，從曹紅薇的說話表情來看，心理素質比較好，沒有任何恐懼心理，可以說是對答如流，說明她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一般的人那裡見過這種陣勢，男人見了都會心有餘悸，說話顛三倒四，一些情況都得靠慢慢引導才能說出來，何況是一個女人，殺人現場可以說是慘不忍睹，可是她卻神態自然，這也有些不正常。

“我們不能憑想象辦案，即使是曹紅薇有疑點，必須取得確鑿的證據，這樣我們才能說話。一旦不像你們所說的那樣，會使破案工作陷入被動局面。”馬勇生說。

在縣城一家偏僻的飯店，有兩個人正在喝酒，他們是鄧世非和左威明，這時左威明已經知道公安局正在調查田良和錢建明，自己心裡很是擔心，所以才把鄧世非找來，已商談以後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