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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這政權也在不同程度上就是聖日耳曼區：一八三○年其失敗的原因即在於此。那時，聖日耳曼區的人猶如沒有根據地的作戰部隊。他們根本不曾利用和平時期深深紮根於全民族的心中。他們犯了這個錯誤，是由於所受教育有毛病，也由於對其利害關係完全缺乏全面的看法。他們貪圖並無把握的現在，毀掉了確有把握的未來。產生這一錯誤政策的原因，大約如下。

這些上層人士極力在他們與本國其他人之間保持肉體和精神上的距離，其全部致命後果就是：四十年來，在貴族階級中培養了個人情感而毀滅了作為社會階層的愛國主義。往日法國貴族龐大、富有、有權有勢的時候，貴族老爺們在危難時刻能夠從他們之中選出領袖人物，並且服從這些人領導。待他們變得微不足道以後，簡直就無法接受紀律的約束了。正如後期羅馬帝國一般，人人都想當皇帝；由於他們的弱點，覺得都是彼此彼此，於是便自以為全部高人一等。

每個家族，或者由於革命而破產，或者由於財產分割而破產，只考慮自己一家，卻不考慮貴族大家庭。他們似乎覺得，如果每一個家族都發財致富了，整個黨派自然就會強大有力。這是大錯特錯。金錢也一樣，它只不過是權勢的一個標誌而已。這些家族的成員，保持著高雅的風俗習慣：彬彬有禮，衣著華麗，語言優美；貴族的那種假正經和傲慢，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已渾然一體。本來這些習俗只應該是生活的次要部分，當它成為生活的主要內容時，那就是低階趣味了。每一家族都具有某種固有的價值，但是一拿到表面上，就只剩下有名無實的東西了。沒有一個家族膽敢自忖：我們是否已經強大到足以掌權了呢？一八三○年他們只好與詭辯者一樣甘拜下風。

聖日耳曼區，不能象大人物一樣表現出保護者的姿態，卻象暴發戶一樣貪婪。一旦在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面前證明了，復辟的貴族階級為自己的利益組織了政權和財政，從這一天起，這個階級便患了不治之症。現在只能是寡頭政治的則代，這個階級偏偏要搞貴族政治。其實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凡是比較機靈、仔細閱讀英國上議院議員姓氏的人，都會明白這一點（常常是平民的姓氏）。當然王國政府不乏美意。然而它一向忘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一切都要使民眾心甘情願。即使關係到民眾的幸福，也是如此。法蘭西是一個任性的女子。無論是幸福還是被人任意毆打，都要心甘情願。德·拉瓦爾公爵（駐羅馬大使，風度極佳）的謙遜美德使他無愧於自己的姓氏，如果過去有許多德·拉瓦爾公爵這樣的人，王室長房的寶座也就會象今天的漢諾威王室寶座那樣牢固了。

一八一四年，尤其是一八二○年，法國貴族要主宰的是教育程度最高的時代，最貴族化的有產階級，和世界上最女人氣的國家。聖日耳曼區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牽著中產階級鼻子走，並且逗得它高高興興。中產階級醉心於出人頭地，愛慕藝術和科學。然而領導這個偉大的聰敏過人的時代的庸碌之輩，卻全部仇視藝術和科學。他們需要宗教，但是他們甚至不會將宗教以富有詩意的色彩介紹出來。如果那樣做，說不定會使人喜歡宗教的。當拉馬丁、拉末耐、蒙塔朗貝爾及其他幾位天才作家用詩歌為宗教思想鍍金、對宗教思想進行革新或加以發展的時候，每一個敗壞政府聲譽的人卻在讓人品嚐宗教的苦果。任何一個民族都從未那樣百依百順過，那時節這個民族就象一個十分容易上手的破鞋女人一樣。任何一個政權也從未乾過更多的蠢事：法蘭西和女人都更喜歡失足。

為了恢復自己的權利，為了建立一個偉大的寡頭政府，聖日耳曼區的貴族必須誠心誠意地仔細搜尋，以便在身上找到拿破崙的銀幣；必須開膛破肚向五臟六腑深處要一個主張立憲的黎塞留（法國著名政治家）。如果這個天才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就必須到冰冷的閣樓上去找。說不定他正在那裡奄奄待斃。然後必須將他吸收進去，正如英國上議院經常吸收偶然碰到的貴族一樣。

繼而，命令這個人殘酷無情，將腐爛的枝條砍掉，將貴族大樹加以修剪。然而，首先，英國託利主義的龐大體系對於小小的頭腦來說，太無邊無際。要讓這個主義輸入到法國，法國人要花費許多時間。對這些人來說，緩慢的成功就等於“慘敗”。其次，這種救世主的政策，是上帝將力量安置於何處，便到何處去找尋。而我們這些偉大的小人根本不需要這種政策，他們仇視任何不是來自他們自身的力量。

總之，聖日耳曼區不但沒有返老還童，反倒更加老態龍鍾。貴族頭銜是次要的建制，如果只在重大的場合出現，仍可以保持。可是頭銜成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