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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變成去者與留者的關係。

當年公孫杵臼說：‘立孤與死孰難？’扶養孤兒長大成人和一死了之哪個難做？程嬰說：‘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說：他們姓趙的一家對你好。你就勉強擔任難的一部分吧，由我擔任容易的一部分，由我先去死——‘趙氏先君遇子厚，子疆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

我想，譚老師經過思考，認為以他的身分與處境，適合扮演公孫杵臼的角色，所以，他做了留者，而把未來的許多事，交給王五他們去辦。譚老師獄中題壁詩的最好解釋，大概朝這一方向才比較妥貼。”

蔡鍔點了點頭。但他有一個疑惑，不能解決：

“不過，照老師為譚老師印出的《仁學》裡，明明有他‘沖決網羅’的立論，他認為欲

致人類於大同，非得先‘沖決網羅’不可。他說：‘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沖決俗學若

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沖決君主之網羅、次沖決倫常之網羅、次衝

決天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沖決佛法之網羅。’

又說：‘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又說：‘君主之禍，無可復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又說：‘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又說：‘君亦一民也，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為未也。民之與民，無相為死之理；本之與未，更無相為死之理。……止有‘死事’的道理，絕無‘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宮妾之為愛，匹夫匹婦之為諒也。……況又有滿漢種族之見，奴役天下者乎？，……

由這些話看來，譚老師明明是有非君之見的、甚至有滿漢之見的，但他卻在得君行道的短暫機會後，做了太像太像‘死君’的悲壯行動。老師說譚老師寧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其中‘死君’一重、為光緒皇帝一死的悲壯，是不是也佔了重要的一重呢？甚至是唯一的一個理由呢？

如果真的如此，那麼關於譚老師殉難的解釋，在五花八門之中，卻以這說法更令人驚心動魄了。老師以為呢？”

梁啟超坐在書桌旁，點著頭，又用食指輕杵著頭。他的頭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給人明

亮睿智的感覺。在小學生蔡鍔面前，明亮睿智之外，更洋溢著一股交情與默契。

“關於‘死事’與‘死君’的問題，在譚老師最後見我一面時，我們曾討論過。譚老師

基本上，是反對清朝的、反對皇帝的。所以在他著作中，我們看到他讚揚太平天國的革命，

說洪秀全、楊秀清他們‘苦於君官、鋌而走險，其情良足憫焉’；又讚揚法國大革命，說

‘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洩萬民之恨’……他的排滿反帝言行，我們早在時務

學堂時就感受到了。

而一旦被清廷皇帝看中重用，他就‘酬聖主’式的殉死了，他前後有這樣對立的轉變，乍看起來，的確難以解釋，而會被自然解釋成他在‘死君’。但是仔細看去，我認為光緒皇帝在他眼中，已經不是狹義的‘君’了，而是廣義的‘事’了，光緒象徵著的是中華民族沒有畛域之分，華夷共處、滿漢一家；光緒象徵的是變法維新、改革腐敗政治的誠意；光緒象徵的是自己不持盈保泰、不做自了漢、自了皇帝，而去自我犧牲救國救民；光緒象徵的不是一個通常的皇帝，而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一個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負的人……

在譚老師眼中，光緒不是‘君’了，而是‘事’的象徵，乃至是同大業共患難的朋友。他們之間已不是君臣，而同是偉大的中國人。正如譚老師書中所說的‘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譚老師因此患難有所不避、坐守待死，其實才正是他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站在‘則皆民也’的立場，他也不要單獨丟下光緒在北京。

當然，這也只是原因之一。剛才我說過，每種解釋，其實都可以成立，你所認為的‘死君’原因，自是又加了一種。譚老師絕不是狹義的‘死君’，基本上，他是反對皇帝的。在這一點上，他死後十六年，你我又聯手貫徹他的思想了。

古人說：‘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譚老師一生三十三年的短短生命裡，就是以此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為我們中國人奮鬥的目標，留下了指南針與血證，他現身說法，為中國人留下偉大人格的榜樣，叫我們去懷念、長想。這也正是他跟我們的因緣……”梁啟超說著，淚光已經閃出來了。

蔡鍔點了點頭，“老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