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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茶園門口裝船，錢塘卸船，便到杭州。

昔日，淳安耕牛開春有嚐鮮的習慣。每年三九嚴寒，為人服務一年的牛被關進牛棚。我六歲開始放牛，牛早晚被牽出，放風吃上二次水，其他時間，它們就在牛圈裡啃那乾燥的稻草和苞蘆稈。牛盼開春，我也盼這一天早日到來。立春之日，大地復甦，枯草吐翠，全村近百頭大小黃牛都相繼被趕上松崖與威坪鎮山頭灣村交界的東山尖上。東山尖有睦州第二峰之稱。到了山頂，牛的主人給牛鼻套全部卸下，讓牛完全地自由。那一個多月是淳安牛最快樂的時刻。據老人說：牛特別有靈性，也特別認“老鄉”，只要是一個村莊的牛，白天它們在山上放任地亂竄，晚上就聚在一起，母牛、小牛居中，大牯牛周圍圍圈著入睡，以防野獸傷害。放在山上的牛從來不曾丟失過一頭。春耕開始，大小“牛郎”相繼上山牽牛，吃了春天山草的黃牛，頭頭膘肥體壯。

昔日的淳安，古樹連片，毛竹成林，大山中的野獸成群，狩獵也成了山裡人的一大愛好。一到冬天，淳安老獵人上山打野豬，青年人也喜歡去湊熱鬧。獵狗一叫，山裡就響起一片狂叫聲，野豬聽到漫山遍野的狂呼，四處亂竄，守在路旁的老獵人，見豬槍響，百發百中。山中不論是趕野豬的年輕人，還是砍柴的老農，只要聽到槍聲，都會趕來。他們喊著去分“刀鞘肉”。打第一槍的人分一隻後腿，其餘所有的人只要扎野豬的抬槓沒有上肩前，見者有份，童叟無欺。

5．我的移民路（2）

淳安對每一個新安江水庫移民都是一種難以割捨的依戀。今日的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國內外著名儒學家吳光，在少年時代離開故鄉四年後，對故鄉還依存著那意綿綿的情思，他在高中的一篇作文曾寫道：

我的心一下飛向童年時代的春天，在新安江畔，只見那婀娜多姿的柳樹滿臉春風地排在兩邊，嫩綠的枝條羞羞答答地往下低垂，沿岸的百草坪上早就長出了茁壯的青草，青綠代替了枯黃。“這草一定是甜的。”那時候，我和那些調皮的朋友們一起放牛，牧場是那樣的寬廣，我們睡在草地上，貪婪地吮吸著青草的香味，用多汁的嫩草預測誰家的牛吃得飽。高興了便追逐遊戲，身上插滿了五顏六色的花朵。而今，我卻在遠離故鄉三百里外的桐廬，思念故鄉普慈。我幻想能再貪婪地看一眼故鄉的春景，能夠用我的筆來記下那生機勃勃的春景。今日，故鄉已沉入水底，因而是永遠不可能的了。

23萬多淳安原遷移民幾乎人人都留下了永遠抹不去的美好記憶。

移民那時我才七八歲，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放牛。一天我遇上與我家鄉農村穿戴不一樣的人，有好幾個，一口外鄉口音，他們忙來忙去，在山腰插起了紅、白、黃三道旗線，我去搭訕，才知道他們幾個是測量隊的技術員，我問：“叔叔，這插旗挺好玩的，我幫你們一起插吧。”測量隊員笑了：“小孩子家，你是不懂的，這是將來新安江電站建好，水要漫到這裡的水界線。”我問：“那松毛嶺上的涼亭都要淹掉？”他們說：“不僅涼亭淹掉，你們整個村都要沉入水底。”太意外了，我問：“那我們全村的人呢？”“移民。”他們回答得那麼幹脆。只有七八歲的我，怎麼聽得懂“移民”二字，怎麼想得到移民會給我們家、我們村帶來怎樣的苦難？但有一點是聽懂了，那就是水肯定要把我們整個村莊給淹了。

回家我告訴了媽媽。媽媽毫不在乎地說：“他們瞎說，你不要聽他們的。”

自從測量隊的人在山上插上紅、白、黃三道小旗後，全村就議論開了：“銅官要造大壩了。我們要移民了。”“我們村到銅官有*十里路，就是造水庫，也淹不到我們這裡。”……那一陣議論後，我們村上的人又集中精力辦初級社、高階社、人民公社和土改複查，誰也沒有去理會那些測量隊員是來做什麼的。50年代的小山村，沒有廣播也看不到報紙，交通不便、資訊不靈，山外的情況還真是不清楚。

1958年底，港口、富文、妥橋等鄉鎮的人移到臨安、建德去了。1959年1月，屏峰、橋西、文昌的人也開始移了。2月，與我家相鄰的金峰、外桐鄉也開始動員了。

訊息再一次傳到我們村裡，全村的人再也坐不住了，“移民”浪潮一下席捲淳安全縣31個人民公社158個生產大隊。

3月25日，淳安縣移民辦一位工作人員來到公社，召開了合作社黨支部書記和社長會議。又派村代表去考察，我們村去參觀的孫彩蓮和童春香，回來當天晚上召開了全社社員大會。孫彩蓮這位有魄力的女支書，在會上動員說：“新安江大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