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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的東坑口供銷社買貨物，途中被老社員亂棍打傷。

開化縣委書記魏廷秀，縣長吳海松2月21日趕赴現場調解。當地的老社員說：“不是魏廷秀做主，接受這麼多移民，我們的日子不會這麼難。”結果，縣委書記被老社員打成了重傷，吳海松也捱了不少棒棍。

械鬥持續的四天中，華埠至下莊的四十公里路段，也就是浙江通往江西的公路通道被堵塞。當時勉強還能有指揮能力的開化縣委、縣人委，最後召開了緊急會議，調動了十部卡車，裝載了五百多名民兵，趕往楊林，才把集結起來的四千多名當地持械的武裝老社員強行驅散。

一場大規模械鬥平息了，但楊林的新老社員關係已經嚴重對立了。

參加座談會的徐啟東、鄭啟善動情地說：“‘2·19’事件之後，開化縣委、縣政府癱瘓了，我們柏林和高坂兩個大隊的一百多移民也無法生存，回淳安排嶺向故鄉的黨政領導傾訴。淳安的黨政機關也被‘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搞癱瘓了，我們無處控訴那個時代不負責任的躍進式移民，無處傾訴那個時代釀成的苦酒，這苦酒要由我們移民自己來喝，這不公道。”

水庫移民是一種國家行為，被遷移民是一種非自願的遷移，國家在安置水庫移民時大多將移民後靠或將移民遷移到生產、生活條件相對貧困的山區，但受淹區的移民原來大多生活在河谷平原和交通沿線相對富裕的地區。他們移民之後，生產、生活反差都比較大，特別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水庫移民，到一個新地方，大多住在安置地農民騰出的舊房子裡，住房緊，農傢俱少，他們踏上移民路之後，身上就積聚起一股怨氣。

安置地的幹部群眾，也不樂意接受庫區移民。接受移民也是一種國家行動。當時的“一平二調”，安置地的農民把田地山幾乎是白白地劃送給移民。一畝田國家也就只給100元左右的補助。其他什麼也不給了。老社員補償少，新社員損失大，雙方都有怨氣。不論是獨立進隊還是插隊安家，新老社員開始一段時期的“磨合期”，難免“擦槍走火”，矛盾加深。一場場的械鬥，就是這樣遭受不平等待遇，積累起不滿情緒，日積月累，直至發生大規模的衝突。參加衝突械鬥的雙方都是為了維護他們生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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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苦難與爭鬥（1）

如果說異地移民容易產生矛盾衝突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就地上山安置的移民，與老鄉在一起，應該比較容易融合吧。事實上也確如此，新老社員之間、後靠大隊之間關係還比較和諧、融洽，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安置速度加快，安置數量增大，安置工作粗糙，潛在的矛盾很快就暴露了出來。安置地排擠後靠移民，不給移民宅基地，移民被迫停止生產，新老社員矛盾激化，不少移民就被迫捲起鋪蓋重遷了。

我們來到坐落在千島湖東北角的富文山。山外精彩的改革開放政策早已把泥牆屋翻建成鋼筋水泥的小洋房了。但這裡還是“江河依舊”，一座座山腳下樹林叢中掩蓋著一幢幢泥牆屋，這幢幢泥牆屋都凝聚著歷史滄桑的痕跡，風雨的沖刷，泥牆上的石灰已經剝落，牆面也已凹凸不平。有的泥牆屋大門緊閉，四周已雜草叢生，據說是攜兒帶女舉家外出打工去尋找新的生活了。

在方家畈村我見到了一位耄耋老人方銀漢，這位80歲的老村黨支部書記精神矍鑠，看上去怎麼也不像一個年高八旬的老人。我們一提起後靠移民的話題，他心情一下沉重起來，方銀漢老人對近半個世紀前的那段後靠移民路總感到愧疚，他覺得對不起同宗同祖的方氏後代。

“我們老家原住在山外的富文公社龍泉莊大隊，全村72戶309人。我村到銅官雖然只有三四十里路，但我們村地勢高，據說水位高程超過80米。1959年大規模的遷移高潮湧來的時候，公社裡曾向我們打招呼，叫我們做好後靠的遷移準備，我們都以水漫不到我村為由推掉了。1960年元旦過後，新安江水庫的水一天一個樣，到了5月份，我們村幾幢低窪地段的房子被水淹進了，當時縣移委要我們搬到離龍泉莊22里路外的漠川大隊。那時龍泉莊有句俗語：‘寧可出外一尺，不願進裡一寸。’意思是都願意往有土地的山外搬，不願住到山裡去。對漠川這個深山老林，全村人都不想去，但是水已經湧進我們龍泉莊的七十多戶農家了，無奈，家家戶戶只得往村後的山上搬。”

方銀漢老人對土地的渴望是太強烈了，他認為一個農民，擁有土地就擁有一切。因此，他給四個兒子分別取名田水、田中、田泰、田志，最後要為擁有田而得志。漠川當時已有三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