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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富佔村家家把自己家裡的糧食、火腿、醃菜、辣醬等吃的都搬到了食堂。在祠堂裡搭起了八仙桌，食堂里人人吃得肚子鼓鼓的。在建德市航頭鎮溪沿村調研時，72歲的原富佔村大隊黨支部書記邵百祥詼諧地說：“自從辦起食堂後，我們就開始過上共產主義了，那個日子也真奇，不論走到哪裡，肚子都不會捱餓，因為村村吃飯都不要錢，可惜就是這日子太短了。”原富佔村大隊會計邵鄭達與邵百祥是同齡的堂兄，他接過話茬說：“我們到建德也過了兩個月的‘共產主義’，春節過後，村裡一下斷了糧，全村就進入了大饑荒，那個苦日子真不是人過的。

“1958年11月15日，我和老哥百祥兩人來到當時的壽昌縣溪沿鄉溪沿村，在一個名叫上街路的山坳口上，只見已造了五排房子，一排四幢，共二十幢房子。房子的木頭是新安江水庫清庫拆下來的舊木料，牆是黃泥夯起的，房中的地還是溼漉漉的。回到淳安，淳安縣移民辦的同志告訴說：‘全國都進入共產主義，吃飯哪裡也不要你們擔心，這次移民你們農傢俱什麼也不要帶，壽昌縣都給你們準備好了。糧食現在統購統銷，全部賣給國家，你們帶糧票、鈔票去壽昌糴米。’當時淳安上下都在興辦食堂，我們村不僅自己村裡的田多，當年還種了鄰村移走留下的田，當時我們村糧食多得倉庫裡都堆不下。我們富佔村每人向國家賣了五六百斤稻穀苞蘆。我們想，過共產主義也得要睡覺，床少不了，過共產主義，也得要坐下吃飯，桌凳也需要。12月1日搬家那天，縣裡開來了燒木炭的汽車。縣移民辦的同志看到我們村堆在那裡要運走的傢俱，生氣地說：‘這次搬遷，只能帶活動床和床板，每戶還可帶活動的小方桌一張，和兩條長凳及兩隻裝衣服的木箱，吃食堂，碗筷都不要帶了。其他東西放在這裡，我們會想辦法給你們搬的。’那時，我們真感到支援社會主義建設有無尚的光榮，全國人民都會支援我們，讓我們一起過上共產主義。那時的人，也真聽話，對上面的話，我們全村39戶，156位男女老少就按淳安移民辦的要求，全部坐上了這五輛貨車，穿過銅官的紫金灘。我們看到壩上熱火朝天的場面，大家都感動了。汽車在東銅官的上坡路上爬不上去，我們車上的大人都下來幫助推。大家心裡只有一個願望，趕快去壽昌建立一個新天地。

2．“共產主義”後的坎坷路（2）

“到了溪沿村，每家就按人口分配；搬進了已建好的移民房。當天晚上搭起了木板，鋪上老社員給準備好的稻草，甜甜地睡了一覺。第二天，把淳安帶來的近八萬斤週轉糧票和賣糧的錢全交給了溪沿村的大隊會計。新老社員在溪沿村就過起了有福同享的‘共產主義’了。每個人整天吃得搖晃晃的。但我們想到的，自己總是一個農民，農民就得種田，許多家庭搬遷時，不僅沒有床和桌，就是連凳子也沒有帶，平時只搬了幾塊石頭在家裡當凳子坐。生活實在不方便。我們天天盼放在路上的一些農傢俱，一天、兩天、半個月還沒搬來，我們村上的人急了，幾位村幹部趕回老家，見路旁已空蕩蕩一片。拆房隊已進村了，許多房子已倒下了。我們跑到縣裡責問移民幹部，他們說：‘農傢俱早處理掉了。現在組織軍事化，生活集體化，行動戰鬥化，還要那些雜七雜八的東西幹什麼？’我們想想大家都在食堂裡吃飯，勞動也是大呼隆，他們的話也有一定道理，就灰溜溜地回來了。”

我沉痛地問老會計：“你是一個讀過書的人，你們‘無產’移民真相信是去過‘共產主義’了？”

邵鄭達老人聲音變粗了，他說：“那我們當然相信了，當時把我們村堆在路旁的傢俱當雜物清理掉，我們確實可惜，柏樹做的八仙桌，雕花的千工床，還有不少樟木大衣櫃都不知清到哪裡去了。”他話題一轉說：“我們其實也清楚，這樣的‘共產主義’，時間肯定不會長。到壽昌兩個月後，我們帶來的週轉糧票和溪沿村老社員的秋糧吃得差不多了，大概是正月初五，開始就由一日三餐二幹一稀改為二稀一干，過不了10天，一日三餐就全吃稀飯了。”

坐在一旁的新安江水庫移民周永發插話說：“我今年64歲，那時正是十六七歲的小夥子，到壽昌前幾個月的‘共產主義’，把我們肚子都脹大了。到了1959年2月，我村提前進入春荒，一斤大米要12分飯票，我家裡有九個人，一天只發給13分飯票，也就是每人每天只有一兩二錢米。每天把稀飯打回家，我們幾個兄弟姐妹漫山遍野地採野菜，那時還沒有開春，野菜還沒有發綠，採到一點野菜把打來的稀飯加水，加野菜，加鹽一煮，全家人就這樣一日三餐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