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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惶惶不可終日，到處打聽訊息。禿先生書也讀不下去，更無心管教和吆喝兒童了，這使得私塾兒童非常高興。而禿先生的傭人王翁聽說要造反，卻心安理得，照樣乘涼，還在桐樹下和吳媼愉快地追述當年長毛到來的故事。就在王翁講故事時，金耀宗又打聽來一個訊息，說是何墟三大人已探聽到了虛實，原先說的長毛完全是誤會，實際上是一批要飯的難民。禿先生聽了這訊息，便哈哈笑起來說：“哈哈，難民耶！……呵”。風聲一變，禿先生又板起聖徒的臉孔，裝出一副架子，拿著《八銘塾鈔》大聲吆喝著學生：“趣去讀書勿惡作劇”。私塾兒童歸寢後，還夢著自己受到禿先生的責打。

這篇小說的情節是在一個晚上的私塾內外和桐樹下的場地裡展開的。場面很小，故事也很平常，但是，它卻生動地表現了當時上層社會人物對辛亥革命的恐懼和投機心理，也生動地表現了下層人民嚮往革命的另一種感情。小說成了反映辛亥革命那個特定時代的一面鏡子，寫得十分真實，十分精彩。

然而，辛亥革命發生之後，天下還是金耀宗、禿先生的天下，這是叫魯迅深深失望的。他是帶著這種失望的心情離開紹興的，臨走時，他向範愛農告別。愛農瞭解他的心情，也贊成他遠走，因此，淒涼地說：“這裡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吧，”二人就這樣地分手了。

（選自《魯迅傳》林非　劉再復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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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寂寞中掙扎的歲月（1）

1912年2月下旬，魯迅再度來到闊別十年的南京。此次他的心情很壞，故鄉的烏雲投在他心中的陰影，並沒有因為生活的變遷而消散。那裡出現的一場壯劇之後緊接著的鬧劇，恐怕是要演成悲劇的，他對革命後的一切所感到的失望，伴隨著他來到這座熟悉的虎踞龍盤的古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計程車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便親密地說道：‘我們本來都是草字頭，一路的呵’。” （《華蓋集？補白》） 這種情景是魯迅所未曾料到的。反對革命計程車紳們竟像魔術師似的，搖身一變都成革命黨了。於是，時髦的革命也只剩下了一塊時髦的招牌。可怕的是這種情況到處都在發生，蔓延，惡化。南京也一樣糟。他到南京的前夕，即2月12日，清朝最後一個皇帝溥儀宣佈退位。第二天，袁世凱就致電南京臨時政府索取大總統的職位。孫中山在軍閥、政客、官僚和革命妥協派的包圍之中，不得不履行讓出總統職位的諾言，辭去了臨時大總統。2月15日，臨時參議院以全場一致的十七票選舉了袁世凱繼任臨時總統，並在通告電報中，大肆吹捧袁世凱為“*之第一華盛頓，世界之第二華盛頓。”魯迅曾經為之呼籲的一場革命，就這樣半是鬧劇半是悲劇地蛻變了，魯迅不願意再深想這一切。既然到了南京，就試著往前走吧！反正背後的故鄉是晦暗的，沒有出路的。

聘請魯迅當部員的教育總長蔡元培，雖然是真的革命黨人，但這個部也實在可憐得很。堂堂的新政府*，幾乎是一個空架子，除了教育總長之外就是一個次長景耀月，還有一個總長透過私人關係找來的秘書長，此外還有會計員和若干部員。開始連房子也沒有，只能寓居旅館。為了解決房子問題，蔡元培曾親自向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提出來，而孫中山也無能為力，他說：“那又有什麼辦法呢？本來倒是有幾處地方的，可是軍隊都佔去了，所以現在只好由你自己想辦法了。”蔡元培只好另找門路，他坐上一輛人力車東奔西跑，在車上顛簸了幾天，最後才從江蘇都督府內務司長馬相伯那裡借到了幾間房屋，衙門才算成立起來。

魯迅到*後，並無多少事情可做，日子分外冷清。在這種寂寥而無所作為的生活中，幸而有他的好友許壽裳在，白天一起辦公，晚上一起談心，可以使寂寥的生活稍微帶點活氣。兩人多時不見了，魯迅把故鄉發生的那場壯劇和接踵而來的鬧劇告訴了他，他們一起議論著，感到可笑又可悲，常常相對苦笑。

魯迅赴任後，看到*會同內務部向各省發出的一項通告，上面寫著： “……查民國通禮，現在尚未頒行，在未頒行以前，文廟應暫時照舊致祭，惟除去跪拜之禮，改行之鞠躬，祭服改用便服”。 魯迅意識到這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通告，他悲憤地想到，這次革命除了革掉舊的禮服和一條辮子之外，只不過把“跪拜”改成“鞠躬”，原來昨天舊勢力膜拜的孔聖人，還是今天新人物必須鞠躬致敬的偶像！

這一年的4月，委曲求全的革命派再次屈服於袁世凱的壓力，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