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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甚不妥當，馮道更是點頭稱是，因此曹元忠這一條動議，除了魯嘉陵丁寒山之外都找不到支援，連張毅也棄權了。

鄭渭道：“曹少司馬建議的第二條，各位又以為如何？”

魏仁溥道：“商賈賤業，與我監察臺無關。”

馮道看看曹元忠一臉不忿，知他方才受挫心中不平，他初入天策，正要結好各方，不好不安撫一下他，說道：“這兩年元帥的確有些太放縱那些商人了，我看是應該查一查。”

眼看範質、李沼也都不說話，似乎要預設了，奈布急了，衝口道：“天下間就沒有比大唐更善待商人的國家了，所以商戶們也根本沒有理由會叛國啊。”

李沼道：“就大勢而言，的確如此，但具體到某些人，那可未必了！自古商賈之輩目光短淺，為逐眼前之利，便是性命都不要了，何況國家。”

第三零九章　蟄伏者的湧動

當曹元忠動議要刷一刷士林與官場，李沼馮道範質魏仁溥等都反應激烈，而當曹元忠動議要刷一刷商人與市集，馮道等基於安撫與交換的心理，就準備與曹元忠妥協。

然而鄭渭目光地掃了眾人一眼，卻是冷冷地道：“商賈逐利，官員未必不逐利！商賈為了眼前之利不顧國家，可不見得當官的就會對國家多忠誠。過去幾十年，叛國投胡的，是文人士大夫多，還是商賈生意人多？要動官員，監察臺不許，商人屬於民眾，要動商人，不妨先問問糾評臺。”

馮道李沼等聽鄭渭將文士拉到跟商人同等地位上，心裡都十分不舒服，然而卻無法可說五代的文人，哪有多少氣節可言！

只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操縱輿論大權的文士每每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去評判所有人：武人是粗鄙的，文人是逐利的，所以都不值得信任。然而作出如此評判的文士，便值得信任了麼？儒家的聖人定立道德標杆，本來是拿來要求自己的，落到後世末儒那裡，就變成拿來評判別人的工具了。魏仁溥道：“鄭相的意思，是要請楊國老來議麼？”

鄭渭道：“不是請楊國老來議，而是放到糾評臺上去議。”

馮道等為之愕然，只多請一個楊定國來議，事情還控制在小範圍的討論內，放到糾評臺去議，那事情可就很難收拾了。

這幾年中原的商事雖然大興，但商人的政治地位仍然低下不見這個廷議中奈布幾乎一言不敢發麼？若不是因為鄭渭的特殊存在，剛才曹元忠的動議多半就會透過，商人的利益就“理所當然”地被馮道等人犧牲掉了。而鄭渭之所以能有今時今日的地位。也是出於歷史原因，而不是因為他是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表。

眼下商人們再有錢，其財力也影響不了廷議，但若放到糾評臺那就不一樣了，商戶們的財力控制不了的三府二臺的大員。但影響眾多大大小小的糾評御使就不一樣了。

馮道說道：“大事不謀於眾，事若不密，恐誤國家。”

鄭渭道：“這又不是什麼國家機密，有什麼不可說的？這些年行商坐賈出錢出力，秦西之守、漠北之戰，前方固然有將士們搏命廝殺。後方也有生意人勒緊了褲腰帶支援我們，更別說戰後重建、交租納稅，他們也都是大頭沒有他們，我們有底氣免掉河北、山東、河南和荊北的農稅？這個國家本來就有他們的一份，不能太將他們不當人看。真覺得如今的商政有問題。真的要整頓一番，至少該問問他們的意見。”作為宰相的鄭渭雖然沒有直接否決曹元忠的第二條動議，但和直接否決也沒什麼區別了，曹元忠知道若是事情攤到糾評臺上公開來說，除了將局面鬧得更加紛擾之外，透過的機會實在渺茫！他的前兩條動議都沒有透過，第三條動議當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天策十年秋天的這次廷議，按照後世新聞聯播的詞彙。可以總結說“這是一次不成功的大會，一次不團結的大會，一次不勝利的大會”！

所有人都是各有立場。所有人都是各懷機心。而且各方都對這次廷議的結果表示不滿。

曹元忠自然不用說，廷議結束後直接殺到西山去找郭汾，希望她出來主持大局，但在私郭汾和他並不熟，在公郭汾對曹元忠的信任也遠不如對鄭渭，所以最後也沒有如他所願。

至於馮道等人也不滿意。在他們看來曹元忠要繞過監察臺讓諜務司去查官員，如果放任其發展最後怕會變成一種恐怖的特務統治當然馮道他們還不知道什麼是特務。但類似的情況在唐朝發生過的，那就是武則天時代的酷吏政治。那是所有文官集團的噩夢，因此他們當然要戮力抵制。但查一查商人，馮道李沼等卻都認為是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