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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罪行的大字報，原本是想讓她認清丈夫的反動與腐朽的廬山真面目，啟發她的階級覺悟，讓她回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勇敢地揭發黃曉東的罪行，徹底與他劃清界限。不曾想事與願違，看過大字報後她更堅定與丈夫同呼吸共命運的決心，特別是見到那些實物後，更增加了她對他的思念與關切，每一件實物都記載著他倆的愛，都飽含著他倆的情，都是他倆幸福歲月的見證。

初進囚室時，她還有些不知所措、六神無主，看過大字報後，她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這時她想起了他多次對她講過，而且在姚玉蘭與賀銘婚禮上重複過的那段話，“只有能共患難的夫妻才是真正幸福的夫妻”。是呀，當他有難時，當親朋好友都與他保持距離時，他所愛的人依然守在他的身邊，有什麼事能比這更讓他感到幸福的呢！作為她，在他有難時，能用自己的愛去溫暖他那顆孤寂的心，給他戰勝逆境的力量，使他在黑夜之中看到光明，體現妻子的最大價值，這難道不是一種幸福嗎！在囚室裡她才真正悟出了一個道理：夫妻之間的幸福不僅體現在歡娛裡，也體現在苦難中。感謝苦難，給他倆提供了一個體驗這種幸福的機會。想到這裡，許雅君忘了自己是在囚室之中，彷彿是轉身在新房之內，她的這種思想變化，紅衛兵們是萬萬想不到的。

第二天，紅衛兵將保姆和快滿三歲的兒子帶到了許雅君面前，兒子一見媽媽，便撲進她的懷裡哭起來：“媽媽，你為什麼不回家看我，爸爸也不回家，我想你，我想爸爸。”“好兒子，爸爸媽媽也想你。我們都有事，不能回家，你要聽阿姨的話，明白嗎？”“小朋友，你媽媽可以回家，只要她把你爸爸乾的壞事兒說出來。”“我爸爸沒幹壞事兒，我爸爸是好人。”“好兒子，你說得對，你爸爸是好人，沒幹壞事兒。”雅君激動地摟著、吻著兒子的頭，熱淚奪眶而出，這是她被關押後第一次流淚。

1967年1月的某一天，司令部龔副參謀長把姚玉蘭叫到辦公室，非常嚴肅地對她說：“小姚，你到營房股把家屬區第三排第四號房子的鑰匙要來，找幾個公務班的戰士把那套房子打掃乾淨，安好床板和爐子準備給許雅君住。”“她在空軍大院兒不是有房子嗎？”“那房子已被紅衛兵查封了，孩子與保姆被攆了出來，詳細情況我也不清楚。你只管把房子整理好，不要和她多接觸。我知道你倆是好朋友，好姐妹，他們兩口子還參加過你們的婚禮，但她愛人已被打成‘三反’分子，她又不願與他劃清界限，她現在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屬，一定要與她保持距離，千萬不能感情用事，這是政治問題。”姚玉蘭明白，黃副主任絕不是“三反”分子，這是天大的冤假錯案，心裡雖然不滿，但不敢有絲毫的流露，只是機械地點了點頭。

她一面打掃房子一面尋思：雅君落難我該如何面對呢？和以往一樣與她相處，領導一定會干預；冷淡她？又於心不忍。想來想去也找不到兩全之策，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不管她今後處境如何，我決不落井下石，決不說違心的話，決不做違心的事兒。現在我要給她把房子打掃得乾乾淨淨，把爐子包括風斗安裝得好好的，給她拉足蜂窩煤，讓雅君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藍天姐妹的一片溫暖。

許雅君搬到西郊機場後，姚玉蘭與賀銘偷偷去看過她幾次，問她需要什麼幫助。令人欽佩和吃驚的是，除了那豐滿的身材略略消瘦了一點外，人的面部表情看不出任何變化，沒有悲慼，沒有哀怨，有的只是自信與堅毅。她一點兒都不像是一個墜入深淵的落難者，她大度地對他倆說：“現在是群眾運動，說啥話的人都有，我一點兒都不在意，我堅信黃曉東不是反革命，我也堅信他的問題終有一天會搞清楚，這一輩人搞不清，後來人會搞清。有人讓我與他離婚，那是屁話，就是坐牢我也要陪他坐到白頭到老，就是槍斃我也陪他上刑場。有人拿停飛要挾我，說不與他劃清界限就停我的飛。我是熱愛飛行事業，這是我一生的追求，但我不能在他蒙受奇冤時，為了我自己的理想與追求而置他於不顧，那還算什麼患難夫妻。”“俗話說寡婦門前是非多，現在我的門前是非也多，你們倆以後少來，特別是玉蘭，更改家庭成分後，你的日子不會太好過，你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說是不唯成分論，實際是很唯成分論的。你們不用為我擔心，我一身體好，二心態正，再困難的環境也能適應，我會頑強地活下去的。”開始本是姚玉蘭兩口子去安慰她，後來她反倒安慰起他倆來，真是個女強人。

“賀銘，你一定要善待玉蘭，她為你受了不少委屈，你可不要辜負她的一片深情；玉蘭也一樣，千萬不要有居高臨下的心態，夫妻一定要平等相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