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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夫婦倆從戀愛到結婚20年來的往來通訊。情書寫得十分動人，想想看，一個小說家動了真情，寫出的情書會是什麼樣子。當然，李銀河寫得也不錯。這本書大概印了三萬冊，賣得不錯。據說，兩三個月就全部脫銷了。

與此同時，各種各樣的評論也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有人贊成，認為這是對年輕時代愛情的紀念；有人反對，認為她是在褻瀆愛情；有人感謝，因為她把美麗的愛情讓大家分享了；還有人批評，認為她沒有權利出版《情書》，因為王小波也是作者，應該徵得他的同意。

以上這些概括基本上含概了網友們評論的內容。這些評論的內容可以做如下簡化。情書是兩個人寫的，李銀河有沒有權利單獨把它出版，這屬於法律範疇的問題；情書是兩個人的事情，自己記在心裡就好了，把它出版的做法對嗎？這屬於道德範疇的問題。

有關《情書》出版應該徵得王小波同意的說法，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不可能是因為王小波已經去世了，你怎麼徵得啊？不必要的原因是這樣的。如果王小波活著，他享有著作權，有權決定是否將起作品出版。但是他死了，他的作品是否出版就由其法定繼承人（也就是李銀河）決定。因此，李銀河是有權利出版情書的。法律範疇的事情已經解決了。

再看道德，李銀河說過，道德問題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我發現她說得很對。你看，同樣一個出版情書的行為，有的人贊成；有的人反對。那麼，李銀河自己對出版《情書》的行為是怎麼看的呢？李銀河說過，現在看他的情書就像是一件藝術品，有一種審美意義，是王小波作品的組成部分。王小波不止屬於她自己，他的作品應該被人看到，將來的研究者也可以把它當成研究材料。李銀河說的是真話，她沒有說謊，也不是在為自己的行為開脫。因為這樣的話，不是在情書出版之後說的，而是在很早以前，她就說過類似的話。那時，她還沒考慮過出版情書的事情。③

李銀河說過這樣的話：“我關注的是權利，就是一個人是不是有權利做某件事。如果有權利，那他就可以做；至於道德的問題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④這我們也能看出，與道德相比，李銀河更重視權利。李銀河雖然“輕視”道德，但她並不是一個道德虛無主義者，她是有道德標準的。那就是：你的行為不能傷害別人。如果你的行為傷害到別人，那就是不道德的，應該反對的。拿李銀河出版《情書》這件事情來看，李銀河願意出版，有人願意看。她傷害到誰了嗎？沒有！有人可能不愛看，那你可以不買嘛。所以，她的行為沒有傷害到誰，符合她的道德標準。

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李銀河的思想與她的個人行為是完全吻合的。

6，小波與銀河並肩作戰

王小波除了是個文學家，還是個思想家。他的思想體現在他的雜文中。筆者讀了他的一些雜文，所以對小波的思想也有所瞭解。後來，我又讀了一點李銀河的文章，發現她也是個很有思想的人。她的思想則體現在她的社會學研究上。筆者無意中對比了一下王小波與李銀河的思想，沒想到兩人的看法是那麼的相似，只不過是關注的領域、語言的表述有不同罷了。

他們對知識分子作用的看法很相似。王小波覺得，知識分子應該創造精神財富，比如創造智慧、有趣這些東西，而不是設計一整套制度、價值觀、生活方式，讓人們在其中生活。而李銀河引用福柯的話，認為知識分子的作用應該是這樣。知識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透過他在自己研究領域的分析，對那些自說自話的規則質疑，去打擾人們的精神習慣，他們行事與思想的方式，去驅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來的東西，去重新檢驗那些規則和體制，在這一重新質疑的基礎上（他在其中完成知識分子的特殊任務），去參與政治意志的形成過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李銀河曾經在一部作品中寫到，福柯的這段話概括了她做學問的全部抱負。我們看到，王小波與李銀河在這個問題的看法上是很一致的。

他們對道德作用的看法也很一致。小波曾言：“在人類的一切智慧活動裡，沒有比做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了。假如你是公兔子，就有做出價值判斷的能力……大灰狼壞，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種事實說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為什麼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倘若對自己做價值判斷，還要付出一些代價；對別人做價值判斷，那簡直太簡單、太舒服了。講出這樣粗暴的話來，我的確感到羞愧，但我並不感到抱歉。因為這種人士帶給我們的痛苦實在是太多了。”⑤李銀河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