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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但好像大家都越來越不珍惜記憶而只看重實際。為表達這種思想,我要了點點紅色回憶錄中1966年回憶她父親羅瑞卿的首發權,約張承志寫了《飢餓的記憶像一根金屬線》、莫言寫了《毛主席逝世那一天》、餘華寫了《醫院裡的童年》、李歐梵寫了《美國六十年代》。而洪晃幫我拉她媽媽寫了《史家衚衕51號》,她自己則寫了《紐約空降紅小兵》。
洪晃家——史家衚衕51號是個特別漂亮的四合院,從前院走進中院,敞亮,而其氣派實在是這院子因為住過不平凡的生命而留下的那種不平凡的生氣。我沒有看到過洪晃姥爺在這個院子裡的照片,但我能想見這所房子裡曾經擁有過的藏書,洪晃媽媽說,那些書老爺子去世後都捐給國家了。我看到過現在這房裡放著的喬冠華在葡萄架下與洪晃媽媽開懷大笑的照片,據推測,那應該是“喬老爺”春風得意的年代。那時候他們都那麼年輕,他們的笑又帶來那樣的一種美麗,美麗得讓你的腳步走在這院子裡都生怕驚動了什麼。
一個太古老又承載過太多內容的院子,似乎到了晚上,這院子的歷史才會更清晰地呈現出來。有客人時候,正房門口的兩個大紅燈籠被點亮,月光和風在樹葉上滑過的聲音給這院子一種不真實的感覺。洪晃媽媽的家宴這時候設在東偏房,家宴上總有她拿手的“賽螃蟹”與“八寶鴨”。那是一種令人感動的精緻,這精緻與這院子在一起,構成了一種這家庭無論遭遇什麼周折都值得驕傲的東西——有許多東西被改變了,有許多東西不能改變,歷史不過是它周圍盤旋的浪花而已。
洪晃小名叫“妞妞”、“妞子”,因為從小跟著姥姥、姥爺長大,她的童年完全是大紅門裡被八十多歲的老人章士釗慣壞了的“小公主”、“小霸王”。這個大紅門內的童年曾經完全是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姥姥從來不許她吃外邊的東西,所以她說她二十多歲才吃到北京的滷煮火燒。跟著姥爺出門吃飯,她與姥爺一起坐當時象徵特權的老式伏爾加,而上幼兒園是姥姥每天推著小銅車接送。上小學時候姥姥不讓在外邊上廁所,說是外邊的廁所髒,撒尿都要憋著回家,所以寄宿前她根本不知道蹲坑是什麼樣。大院外有小雜院,小雜院的孩子都哄著她玩。而姥爺章士釗每天就是陪她下棋、打撲克哄她贏。這是一個沉浸在過於溫馨的“大家”之中的脆弱童年,有關的兩個細節,一是因為家裡愛吃肉鬆,洪晃記得就有個福建師傅每個月會來炒一次肉鬆,“十斤二十斤肉,就在我們家揮汗如雨地炒一天,滿院子都是炒出來的香味”。二是洪晃媽媽回憶,說洪晃小時候曾經有一次偷拿了桌上姥姥的錢,自己買了一大堆三分、五分錢的冰棒,坐在大門口門洞裡。向過往的小孩免費發放冰棒。
這樣的童年,當一下子被推出大紅門的時候,真是“一下子被嚇著了”。
朱偉說洪晃的家庭(下)
每個人都會珍惜自己的歷史烙印。就歷史烙印而言,洪晃把自己歸為“60年代的孩子”。她看重60年代帶給她的反叛精神,儘管這種反叛精神生成於一段畸形的歷史之中。
對洪晃而言,最初的反叛意識誕生於走出史家衚衕四合院的紅門之後,從九歲開始。九歲姥姥去世,父親在牛棚,母親在幹校,她一下子給送到外語學院附小寄宿。這所學校當時收的都是祖宗三代清一色的工農兵子弟,而阿姨給她準備的卻是薄絲綿與厚緞面的兩床被子、一條印著英文字母的聖誕節床單、三個盆三條毛巾——一個洗臉一個洗腳一個洗屁股,還有無數小吃。這把她一下子推成了全班工農孩子們的敵人。早飯是從肉鬆小饅頭一下子變成了窩頭鹹菜棒子麵粥;工農孩子們自覺地都與她劃清界線,沒人理她沒人與她說話;晚上躺在床上,周圍小夥伴一個個都會旁敲側擊對她進行批判。在這過程中,一個孩子開始憎惡大院裡曾經給過她的那種生活,因為它們帶給她太多的災難。洪晃說,那時候挖防空洞,要求用書包背土,大家為顯示不怕苦不怕累都要背大書包。家裡人見她回來肩膀是腫的,心疼她,覺得小孩怎麼能受這樣的罪,於是專給她準備了一個底下有許多小洞的書包。這樣每次背土都感覺越背越輕,那書包裡的土邊走邊漏,結果對她又成了極大的災難。這樣的環境裡能從孤獨中走出來的方式只有與大院生活劃清界線——她開始儘量拒絕一切小時候喜歡的東西,回到家一桌子的菜就是不吃,沒有補丁的衣服就是不穿,冬天就是恨自己手上沒有口子。在不知道什麼是價值觀的時候,這個社會迫使她“脫胎換骨”地反叛,使她變成了一個極端的孩子——吃飯就是熬白菜好吃,撿馬糞她會挑新鮮的往書包裡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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