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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

大智篇（8）

三、遵義會議上的政治智慧

遵義會議在我黨的歷史上具有偉大意義，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不僅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而且開闢了通向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同時，就黨內鬥爭來說，它也是一個最光輝的範例。試想，會議之前，兩條路線的對立是何等尖銳，爭論是何等激烈，而且錯誤的意見在領導集團中居於統治地位，可是僅僅經過幾天時間，這個黨內最尖銳的矛盾就解決了。尤其是，遵義會議從頭到尾，都採取了共產黨人最正常的鬥爭方式，即思想鬥爭的方式，透過擺事實講道理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然後實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作出正確的決議。我在長篇小說《地球的紅飄帶》中，對遵義會議給以著力的描寫，也正是因為它是這樣一個難得的範例。今天雖然情況變了，黨已經成為執政黨了，但是在黨內鬥爭上仍應繼承遵義會議的優良傳統。把“四人幫”抓起來，只是特殊情況下采取的特殊方式，這一措施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全黨和全國人民利益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就解決黨內的經常矛盾來說，還是要從我們的優良傳統中汲取教益。

然而，遵義會議為什麼能夠開得這樣成功呢？我看原因有三：一個是湘江之戰，我軍損兵過半，八萬紅軍只剩下三萬多人，從上到下都有一種改換領導的情緒。正像周恩來同志在1972年6月10日講到遵義會議時說的：“毛主席取得領導地位，是水到渠成”；再一個是毛澤東善於做說服工作，在長征途中他說服了王稼祥和張聞天等人，並取得了他們的支援。另一個是採取了正確的鬥爭策略，即只解決軍事路線問題，暫不解決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我以為在第三個問題上，充分顯示了毛澤東的政治智慧，這是遵義會議能夠順利成功的重要一環。相反，如果將黨內問題全面展開，很可能使遵義會議歸於失敗。

在談到這一點時，周恩來曾這樣說：“毛主席的辦法是採取逐步地改正，先從軍事路線解決，批判了反五次‘圍剿’以來的作戰的錯誤：開始是冒險主義，然後是保守主義，然後是逃跑主義。這樣就容易說服人。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比如‘左’傾的土地政策，肅反擴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說，先解決軍事路線，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當時說整個都是路線問題，有很多人當時會要保留，反而阻礙黨的前進。這是毛主席的辯證唯物主義，解決矛盾首先解決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後一點嘛。”

張聞天在談到遵義會議時曾說：“遵義會議前後，我從毛澤東同志那裡第一次領受了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的教育，這對我有很大的益處。”又說，“但因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使我當時對於我自己過去的一套錯誤，還很少反省。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只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為了黨與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毛澤東同志當時作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一個示範來看。”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對另一件事的處理也頗重要。周恩來在1972年6月10日的談話中說：主要矛盾解決後“實際上次的矛盾也跟著解決了，組織路線也勉強解決了。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那個時期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這件事的處理，不僅表現了毛澤東的寬廣胸懷，也有助於團結同志。

遵義會議的成功，已為此後的歷史發展作了證明。在會議期間，毛澤東所顯示的政治智慧，不能不是會議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這裡我把它作為大智者的一個事例。

大智篇（9）

四、四渡赤水——毛澤東的得意之筆

在軍事指揮藝術上，毛澤東無疑是個罕見的高手。從以少數兵力粉碎敵人重兵“圍剿”起，直到震動世界的戰略決戰，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長征中的四渡赤水，更是毛澤東的得意之筆。的確，談起這一戰役，軍事家們沒有不佩服的。

在紅軍進入貴州後的黎平會議上，黨中央即確定，長途跋涉的紅軍暫時安頓下來，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根據地。但是隨後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