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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魯迅到廈門大學教書的原因，現在公認是私人事件（他和許廣平的關係），與政治和革命無關，以往把魯迅到廈門的選擇解釋成政治壓迫與事實不合。

有時候我們會很奇怪，魯迅何以會對一所自己並不很瞭解的私立大學產生那樣的惡感，而且把這些感受具體寫在非常私人化的信件中而且還公開出版？其實事情並不複雜，當時在魯迅的觀念中，確實已存了一個“胡適之派與魯迅派的傾軋”，但考察這一時期魯迅和胡適的相關言論，沒有發現胡適對魯迅的議論，但魯迅在私人書信中確實有對胡適的議論。

1927年4月28日，顧頡剛給胡適的信中，曾詳細述說他在廈門大學的經歷和感慨，其中有這樣的話；“現在竭力罵我的幾個人都是最不做工作的，所以與其說是胡適之派與魯迅派的傾軋（這是見諸報紙的），不如說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傾軋。”

魯迅給李小峰的信中說：“那時校長如何自衛，我不得而知；這回是說我的辭職，和劉博士無干，乃是胡適之派和魯迅派相排擠，所以走掉的。這話就登在鼓浪嶼的日報《民鍾》上，並且已經加以駁斥。但有幾位同事還大地緊張起來，開會提出質問；而校長卻答覆的很乾脆：沒有說這話。”

《兩地書》四二中說：“在國學院裡的，朱山根是胡適之的信徒，另外還有兩三個，好像都是朱薦的，和他大同小異，而更淺薄，一到這裡孫伏園便算可以談談的了。”

《兩地書》四六：“看廈大的國學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稱只佩服胡適陳源兩個人的，而田千傾、辛家本、白果三人，似皆他所薦引。”

《兩地書》五八中說：“‘現代評論’派的勢力，在這裡我看要膨脹起來，當局者的性質，也與此輩本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與北大一樣。”

《兩地書》六六中說：“山根仍舊專門薦人，圖書館有一缺，又在計劃薦人了，是胡適之的書記，但這回好像不大順手似的。”

魯迅在廈門大學的經歷，以往研究者只是較多使用《兩地書》中的史料，這是一個單方面的史料，以此判斷歷史事實是不夠的。魯迅對廈門大學的評價，如果與顧頡剛、臺靜農給胡適的幾封信對讀，研究者大體可以看出當時較為真實的歷史。

顧頡剛對當時廈門大學的評價也不高，但他對當時魯迅生活處境和廈門大學教授間的矛盾和糾紛的評價，顯然比魯迅公允，就是對魯迅本人，顧頡剛也出語平和，在私人信件中始終以“魯迅先生”稱之，而且是正面評價。他對胡適說：“魯迅先生受了廣東中山大學之聘，向廈大辭職。他是很得學生信仰的，大家覺得他走了非常可惜，因此怨毒鍾於劉楚春，說他的走是劉氏奪權的結果。”

《兩地書》出版時，魯迅曾對原信作過刪節、修改甚至個別信件重寫過。而顧頡剛、臺靜農給胡適的信是儲存在胡適檔案中的史料，是後來研究者公開的，與歷史當事人無涉。從史源角度觀察，公開出版的《兩地書》和《兩地書》手稿不是一個型別的史料，而凡經修改的史料的史料價值是降低的。

《兩地書》公開出版時，把一些真人姓名隱去，用化名代之。魯迅說：“還有一點，是信中的人名，我將有幾個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壞，並不相同。此無他，或則怕別人見於我們的信裡，於他有些不便，或則單為自己，省得又是什麼‘聽候開審’之類的麻煩而已。”

化名的起法，也極見魯迅風格，他使用了一些訓詁、諧音及對仗的思維，但基本是貶損的方法。如顧頡剛稱“朱山根”，陳萬里稱“田千頃”，黃堅稱“白果”，陳乃乾稱“田難幹”，黎錦明稱“烏文光”，陳衡粹稱“田平粹”，潘家洵稱“辛家本”，等等。據川島說，魯迅在《故事新編》的《理水》中，也對當時廈門大學的生活有所影射。　聯想到魯迅在同一本書中對高長虹的影射，可以判定魯迅有把現實生活中的人事寫入小說的習慣，或者說，魯迅有借小說來嘲諷同行、同事的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