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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利用此次事變，坐下來談判，和平解決事變，促成抗日戰線早日形成，儘快地投入抗擊日寇，拯救國家和民族的戰爭。為了實現第二種前途，中國目前還確實不能沒有蔣介石，蔣介石這個人少時讀書即酷愛軍事，喜讀孫子兵法，和中國的哲理著作，後考入袁世凱的陸軍速成學堂，繼而被派往日本深造，一九一零年在日本高田炮兵聯隊當士官後補生，因辛亥革命後，孫中山急需軍事人材被陳其美從日本召回推薦給孫中山，此後一直從事軍事指揮和謀略地研究。尤其是在平服陳炯明叛變中追隨孫中山，深得孫中山之信任，並被委以軍事重任。

（二百零四）

一九二五年，孫中山逝世後，蔣所掌握的權力無人制約，蔣介石也就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權力，採取封官許願，政治拉攏，金錢收買和軍事*等手段，縱橫捭闔，逐步地削除、收編和瓦解了中國的大小軍閥，實現了國家形式上的統一。在蔣介石的統治下，被其收編和瓦解的大小軍閥在很多時侯因為自己和小集團的利益，還常常心懷不滿，暗懷鬼胎，但是畏於蔣介石的陰狠和手段毒辣，而不敢發難。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圖一時之快意，那麼很有可能處死蔣介石之日，將是導致國家內亂之時，而國家內亂之時又將是外患趁虛而入之時。為了避免國家陷入內亂，不給日寇可趁之機，我們共產黨人應該盡一切力量，避免第一種局面的發生，而是使事變向第二種前途發展。我建議：一、通知南京、上海，我黨地下工作者密切注視日本政府及其軍隊和南京政府中的親日派和軍隊的行動，並隨時向中央報告。二、用一切方法聯合國民黨左派，爭取中間派，孤立和反對親日派，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場。三、向全國發出通電，闡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立場，給予張楊發動事變積極的肯定。促成事變的和平解決，使張楊的抗日主張得以實現。四、我提議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組成*代表團在張楊需要時，前往西安參加談判。”眾人一致透過。於十五日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紅軍領導人的名義致電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

十七日，張學良、楊虎城，因南京方面何應欽指揮討逆軍攻佔潼關、東北軍、十七路軍中的將領接二連三地倒戈擁蔣，乃向蔣介石陳述利害，討得蔣介石的三天的停戰令後，楊虎城對張學良說：“這幾天我已經頭昏腦漲了，趁此停戰期間，副司令當速派飛機與*聯絡，請*派代表團來共商大計。”張學良乃派飛機去延安接*代表團。周恩來率同秦邦憲、葉劍英及羅瑞卿、曾山、童小鵬等隨員和警衛戰士共十八人的*代表團於十二月十七日到達西安。十九日*中央再次發出《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通電》全文如下：

自西安提出抗日綱領以後，全國震動，南京的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不能再續，平心而論，西安諸公愛國熱心，實居諸首列，其主張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諸公，步驟較緩，可是除親日分子外，亦非毫無抗日者，其發動內戰，當非心願。以當前大勢，非抗日無從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無非是自速其亡，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本黨、本政府謹向雙方提出如下建議：

一、雙方軍隊暫以潼關為界，南京軍隊勿潼關進攻，西安抗日軍亦暫止陝甘境內，聽候和平會議解決。

二、南京立即召開和平會議，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並通知各黨各派各軍代表參加，本黨本政府亦派代表參加。

三、在和平會議前，由各黨、各界、各軍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並討論蔣介石先生的處置問題，但基本綱領是團結全國，反對一切內戰，一致抗日。

四、會議地點暫定在南京。

上述建議，實為解決目前緊急關頭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諸公，望立即決定國策，以免國家在此混亂中，日寇乘虛而入也，並望全國人民各黨各派，立即督促當局召集和平會議，討論一定國策，共赴國難。

（二百零五）

卻說周恩來率*代表團到達西安後，便立即展開促成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繁忙複雜的調解工作。根據張學良、楊虎城的不同情況分別做他們的工作。在首先充分肯定張學良、楊虎城的愛國熱情後，對張學良說道：“西安事變有可能導致兩種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會使中國免於被日寇滅亡，這是一個好的前途。如果宣佈他的罪狀，將他交給人民審判，最後將他殺掉，這樣不僅不能停止內戰，還會引來更大規模的內戰，不僅不能抗日，還有可能給日本造成進一步滅亡中國的便利條件，這就會使中國的前途更壞。歷史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