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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不錯，好像他剷平君山是為了種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殺洞庭秋’了。”後來我讀到《李白與杜甫》一書，才知道郭老當時正在研究李白。在這本書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對上述謎語的解答和他的反駁也寫了進去。同一書中還第一次發表了那首他曾經抄錄給我的《水調歌頭·遊採石磯》。

差不多與此同時，在於立群給我的一封信上，郭老寫了一小段話，署名“老兵附筆”。我是一直不敢打擾郭老的，但有了這段附筆，我就放膽給他寫信了，還寫了一首詩給他，題為《寄語老兵》。他很快給我回了信，寫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國平：你的信和寫給我的詩——《寄語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詩也看了。

“我這個老兵非常羨慕你，你現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來的日記，剛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記後大書特書的兩句：‘全世界什麼最乾淨？泥巴！’

“我讓他從農場回來，就像把一顆嫩苗從土壤裡拔起了的一樣，結果是什麼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你是瞭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邁步前進。在泥巴中紮根越深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不多寫了，再說一遍：非常羨慕你！”

其後，在同年6月16日，郭老還給我寫過一封信，信中說：“你寄來的詩，我都看過。寫得好，有生活內容。我寫不出來，你不到農場去也是寫不出來的。”由於我在給他們的信中曾經嘆息自己雖然出胎生骨的時間不長，脫胎換骨卻難乎其難，他還寫道：“認真說，我倒真正羨慕你們。用你的話來說，我是‘出胎生骨的時間’太長了，因而要想脫胎換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實在是遺憾。”“脫胎換骨”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要求，意思是徹底改造。

當時讀到這些話，我雖然也從中讀出了一種悲涼，但更多地是把它們理解為對我的鼓勵。直到《李白與杜甫》出版，我仔細琢磨了這本書的內涵，才覺得比較懂得郭老給我寫那些話時的真實心境了。《李白與杜甫》初版於1971年，其開始寫作應在1968年。正是在連喪二子之後，心中有無法表達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憤懣，需要尋找一個話題說出來，他找到了與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這本書中，郭老褒揚李白性格中天真脫俗的一面，批評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後落腳在對李白臨終那年寫的《下途歸石門舊居》一詩的詮釋上。他對這首向來不受重視的詩評價極高，視之為李白的覺醒之作和一生的總結，說它表明“李白從農民的腳踏實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從而向“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整個市儈社會”“訣別”了。姑且不論這種解釋是否牽強，或者說，正因為有些牽強，我們豈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種覺醒和總結？郭老藉此曲折地表達了對四人幫時期政治現狀的絕望，這個“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人生的正路”只能是遠離政治，做一個地道的農民。回過頭看寫於同期的他給我的信，他把“在泥巴中紮根”視為“真正的道路”的含義就十分清楚了，而“扎穿地球扎到老”也就不像表面看來那樣是一句豪言壯語，其實是一句無比沉痛的囑咐。同樣，當他摘抄世英日記中的那句話——“全世界什麼最乾淨？泥巴！”——時，他心中想必是在與政治的骯髒相對立的意義上理解泥巴的“乾淨”的。他自己對這種政治雖然完全厭惡了，但身陷其中，已經不可能擺脫，事實上也不會允許他擺脫，只好“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在相當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覺醒，世英正是文革時期政治的一個犧牲品。因此，他不能不痛悔當初讓世英從農場回來的做法。郭民英死後的一天，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全體要員來到郭家慰問，周恩來對世英說：“世英不錯嘛，在農場勞動了一年，自己又主動延長了一年。”陳伯達馬上說：“要是不回來就更好了。”陳這麼說也許是唱革命高調，但客觀上成了一句不幸而被證實的預言。世英死後兩年，周恩來在郭家也表示悔恨，說：“世英的信（一封只寫了半頁、沒有寫完的信）就在我的口袋裡，不說這事，我很難過，看不下去。怪我有舊思想，讓他上大學，從農場回來了。孩子們的事，我們都有責任，我更有責任。”事實上，世英自己的確曾想永遠留在農場，做出這個決定的是他的正確本能，這個本能告訴他必須遠離當時的政治。如果這個決定實施，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