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第2/4 頁)

更殘酷的虐待。慘劇發生在這一天清晨，他從那間用作牢房的學生宿舍四樓房間的視窗墜落下來，落地時雙臂仍被反捆著，繩索深深地勒進皮肉。事發後，暴徒們通知郭老的秘書，說郭世英已經自絕於人民，秘書帶著平英和肖肖去學校處理後事。她們看到的屍體遍體鱗傷，手腕和足踝的勒痕處皮綻肉開。遺體於第二天火化，我和林銘述聞訊趕往火葬場，途中得知火化已結束，未能見最後一面。

世英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已成千古疑案。關於事情真相的唯一證詞來自兇手，據說世英向充當看守的那個同學要水喝，看守回來時，他已跳樓。這是一個近乎不可能的高難度動作，因為當時紗窗關著，插銷的位置相當高，要用捆綁在背後多日的麻痺了的手夠著插銷決非易事，更不用說在短時間裡把它拔開了。從動機看，世英也是不想死，他曾試圖逃跑就是證明。在逃跑前，他留下一封絕命書，兩張薄紙上寫著斗大的字，大意是說，他一心想投入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不可能，既然這樣，還不如去死。這當然只是為掩護逃跑施的障眼法，不過，說不定正是這個失敗了的小計謀害了他，自尊心極其強烈的他決不肯給敵人留下笑柄，於是用生命兌現了謊言。所以，自殺的動機也不是完全不成立。只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便是他在不願意死的時候死了。事發之後，我和平英、肖肖、小早去了一次農大，找世英班上的一個同學，向他了解事發那天的情形。那個同學到過一次郭家，也許是班上郭的唯一同情者。他說，那天凌晨，他在空地上徘徊，向樓上張望，遠遠看見郭世英的身影一動不動地印在那扇燈光暗淡的窗戶裡。在最後的時刻，世英隔著紗窗久久地凝望窗外的世界，他一定思緒萬千，但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他想了些什麼了。

我和林銘述再去郭家是在慘劇發生後的第三天。於立群一直在哭，邊哭邊喊著一些難以聽辨的話。看見我們，她號啕大哭起來，我聽見她斷斷續續地訴說：“對不起你們啊，世英就你們兩個好朋友，為什麼朋友在一起就是反動小集團啊，他們才是真正的反毛澤東思想……”接著她罵了一串粗話。這時建英走進客廳，把我叫到隔壁一間小屋。屋裡光線微弱，我坐著發怔，他在一旁擺弄相機，對準我按動快門。“我做個試驗，B門，不用三腳架。”這個十五歲的男孩咬著嘴唇，做出堅毅的模樣。透過窗戶，我看見郭老獨自在院子裡，正彎著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幫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試盤，他朝我默默地點一點頭。世英的臥室仍是以前的樣子，我看見書架上有兩厚卷愛倫堡的《暴風雨》，夾在其他書之間，那是他死前一個星期向我借的。當然，我讓一切維持原狀，直到某一天有一隻不相干的手來打亂它們。晚上，我到客廳向於立群告別，她仍在哭，平英蹲在她身邊，一邊給媽媽捶背，一邊仰起臉來悲切地望著我。走在街上，我和林銘述都默然無語。並肩走了一會兒，他突然嚷道：“這傢伙真卑鄙，把我們害得好苦啊！”

在世英被關押期間，郭老有一個和周恩來見面的機會，事先打算對周說這件事。如果他說了，周親自出面干預，世英也許能夠得救。但是，郭老看總理這樣忙累，沒有忍心說，回家後受到了於立群的情緒激動的責怪。郭老當時用顫抖的聲音說了一句：“我也是為了中國好……”便說不下去了。可以想象，接踵而來的世英的死使這位老人感到怎樣的內疚。他是極喜愛聰明活潑的世英的，為了寄託和排遣哀情，在幾個月時間裡，他天天端坐在書桌前，用毛筆抄寫世英在農場期間的日記和家書，親手裝訂成八冊，整齊地放在自己床頭的窗臺上。聽肖肖和平英說到這些情況，我不禁黯然神傷。

我一直不能接受世英已死這個事實，無數次地夢見他。每次夢見他，他都仍然生龍活虎，於是我對自己說，原來他還活著，可是隻要這麼一想，我就立即看出他已是一個死者。事情過去三十多年後，我仍會做這樣的夢。在這一生中，我夢見得最多的人就是世英。

1980年6月，我在讀研究生，農大專案組給我單位發來一份為郭世英平反的決定，系裡的政治幹事向我宣讀了全文，大意是：郭在農大學習期間政治立場堅定，表現很好，農大原文革一夥人明知總理親自處理了郭的問題，仍揪住不放，殘酷迫害。郭死後，總理指出：“矛頭是指向我的。”郭是受迫害含冤而死，所謂現行反革命等汙衊不實之詞一律推倒。政治幹事表示，系裡將為我清理有關檔案。對於這遲來的公正，我感到的只是悲哀。

二十三、焚稿和哀歌

1968年3月，北大兩派的鬥爭趨於激化，武鬥有一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