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3/4 頁)

時，我已經基本上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從高一下學期起，我開始天天寫日記，一直堅持到文革中的某一天，八年中從未間斷。日記成了我的最親密的朋友，每天我把許多時間獻給它，我的一切都可以向它傾訴。在這過程中，它不只是一個被動的傾聽者，它和我對話，進行分析、評價、開導，實際上成了另一個自我的化身。我從寫日記得到的最大好處就是形成了一個內心生活的空間，一種與一個更高的自我對話的習慣。

十八、撲在書本上

我的女兒兩歲時，媽媽給她讀童話故事，她盯著媽媽手中的那本書詫異地問：“這裡面都是字，故事在哪裡呢？”現在，五歲的她已經認許多字，媽媽仍然給她讀童話故事，讀完以後，她會自己捧著那本書仔細辨認上面的字，把媽媽剛才讀的故事找出來。我在一旁看著她專心的樣子，心中想，我小時候一定也經歷過類似的過程。一個人在識字以後，就會用一種不同的眼光看書籍。至少從小學高年級開始，我的眼中已經有了一個書的世界，這個世界使我感到既好奇又崇敬。每一本書，不管是否看得懂，都使我神往，我相信其中一定藏著一些有趣的或重要的東西，等待我去把它們找出來。

小學六年級時，我家搬到人民廣場西南角，離上海圖書館很近。館裡有露天閱覽室，許多人坐在那裡看書，有一天我鼓起勇氣也朝裡走，卻被擋駕了。按照規定，身高必須在一米四五以上，才有資格進這個閱覽室，而我還差得遠呢。小學畢業，拿到了考初中的准考證，聽說憑這個證件就可以進到館內，我喜出望外。在整個暑假裡，我幾乎天天坐在那個露天閱覽室裡看書。記得我借的第一本書是雨果的《悲慘世界》，管理員懷疑地望著我，不相信十一歲的孩子能讀懂。我的確讀不懂，翻了幾頁，乖乖地還掉了。這一經驗給我的打擊是嚴重的，使得我很久不敢再去碰外國名著。直到上高中時，我仍覺得外國小說難讀，記不住人名，看不明白情節。對外國電影也是如此。每個週末，上海中學禮堂裡放映兩場電影，一場免費，一場收一角錢門票。所放映的多為國外影片，我實在太土，有時竟因為看不懂而睡著了。

不過，我對書的愛好有增無減，並且很早就有了買書的癖好。第一次買書是在剛上小學時，我多麼想擁有一本屬於自己的連環畫，在積了一點兒零錢後，到一個小攤上選了一本《紀昌學箭》。選這本書，是因為我的零錢剛好夠，而我又讀過，被紀昌苦練本領的毅力所感動。買到手後，我心中喜悅了好些天。初中三年級時，我家搬到江寧路，從家到學校乘電車有五站地，只花四分錢，走路要用一小時。由於家境貧寒，父親每天只給我四分錢的單程車費，我連這錢也捨不得花，總是徒步往返。路途的一長段是繁華的南京西路，放學回來正值最熱鬧的時候，兩旁櫥窗裡的商品琳琅滿目，要說那些精美的糕點對我毫無誘惑是假的，但我心裡惦記著這一段路上的兩家舊書店，便以目不旁視的氣概勇往直前。這兩家舊書店是物質誘惑的海洋中的兩座精神燈塔，我每次路過必進，如果口袋裡的錢夠，就買一本我看中的書。當然，經常的情形是看中了某一本書，但錢不夠，於是我不得不天天去看那本書是否還在，直到攢夠了錢把它買下才鬆一口氣。讀高中時，我住校，從家裡到學校要乘郊區車，往返票價五角。我每兩週回家一次，父親每月給我兩元錢，一元乘車，一元零用。這使我在買書時彷彿有了財大氣粗之感，為此總是無比愉快地跋涉在十幾公里的郊區公路上。那時已是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商店一片蕭條，櫥窗裡少得可憐的糖果點心標著嚇人的價格。我納悶的是，怎麼還會有人買，同樣的錢可以買多少書啊。週末的日子，我在家裡呆不住，就去南京西路上離我家近的那一家舊書店逗留。我的大弟弟對我的好學懷著景仰之心，他經常悄悄尾隨我，在書店門口守候我出來。進大學後，我仍為了買書而過著十分清貧的生活。家裡每月給我匯五元零用錢，不用說都是花在舊書店裡了。有一段時間，我還每天退掉一餐的菜票，用開水送窩窩頭，省下錢來買書。從中學到大學二年級，我積了二百多本書，在文革中它們已失散於一旦。

當我回憶起上海中學的時候，我總是看見一個瘦小的學生坐在閱覽室裡看書，牆上貼著高爾基的一句語錄：“我撲在書本上，就像飢餓的人撲在麵包上一樣。”事實上，我現在已經無法弄清，這句話是真的貼在那裡，還是我從別處讀到，在記憶中把它嫁接到了上海中學閱覽室的牆上。不管怎樣，這句話對於當時的我的確獨具魔力，非常貼切地表達了一個飢不擇食的少年人的心情和狀態。我也十分感謝那時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