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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真心希望你們好，希望你們快活。”由這些話判斷，促使他發生突然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對父母的愛和負疚感，是與家人團聚的渴望。世英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對父親又十分敬愛，他曾向我嘆息：“我活著有什麼用，能把我的生命加給我父親就好了。”事實上，在以前因為離經叛道而與家庭關係緊張的時候，他的確已經常常感到負疚了，只是不知道該怎麼解決這個矛盾。因此，入獄實際上提供了一個浪子回頭的最好機會。至於在思想實質上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從這封信上還看不出來。

處理決定很快就作出了，讓他去農場勞動。在成行之前，1963年暑假裡，他曾來北大一次，我因為回滬度假，沒有見到。他讓陳老師轉告我，說我們一定有機會再見面。陳老師還說，郭世英大大地變了，我見了會大吃一驚的。1964年除夕之夜，我們寢室的同學正在聚餐，忽然聽見有人喊：“郭世英來了！”隨即我看見他站在寢室門口，原先的長髮已換成短短的平頭，臉胖了，黑了，變年輕了。他用清澈的目光看著我，微笑著說：“把我忘了吧？”我傻坐著，目不轉睛地看著他，一股歡樂的暖流湧遍全身。在當晚舉行的年級聯歡會上，他感情飽滿地唱了一曲他父親作詞的《人民的領袖萬萬歲》。1965年春節期間，他從農場返京探親，又來學校看我。那天夜晚，我們在街上散步很久，他錯過了回城的末班車。他對我談在農場的感受，說：農場的組織太嚴密，有一個牢固的體系，個人對此毫無辦法；如果幾個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搞一個生產隊，一定很有意思。他還告訴我，農場有一個姑娘追求他，他必須小心維持平衡，很難辦。我問他今後的打算，他說對棉花感興趣，想研究植棉。果然，在農場勞動兩年之後，遵照他自己的意願，他的學籍從北大轉到了農大，義無返顧地走上了學農的道路。當時我正在農村參加四清，中間暫時回校時，我們曾約在北海公園見面。我們還時不時通訊，他的最後一封信寫於1966年1月，信中邀我去他家，不久後我和圖道一同去了一次。這是我們在文革前見的最後一面。

我儲存著世英給我的全部信件。這些信表明，他確實在非常誠懇地清算自己的過去，剖析“反動”思想的根源，渴望走上新路。在農場期間寫的幾封信裡，就充斥著這樣的內容。如同可以預料的，他把根源歸結為個人主義。所謂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這是那個時代最流行的論調之一，他終於也接受了。不過，他看出個人主義是建立在狹隘的個人式的實踐基礎之上的，因此，要戰勝個人主義，就必須改變實踐基礎，投入到全面的社會實踐中去。這就和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到工農中去的指示掛起鉤來了。他在信中摘錄了一段日記，其中把自己與麥賢德、焦裕祿這些榜樣人物進行對比，說他們思想的出發點是人民怎樣，從不問“我”怎樣這種問題，自己思想的出發點卻是“我”怎樣，即使為人民服務，也覺得這是“我在為人民服務”，失去了“我”字，就一切都沒有意義了。造成這個區別的原因在於不同的實踐，基於這一認識，他衷心地呼喊：“到工農中去，滾他一身泥巴！全世界什麼最乾淨？泥巴！”

個性自由曾是他最崇尚的價值，現在還要不要呢？他找到了一個思路來說服自己。他說，過去他把共產主義等同於個性發展，認為個性發展應成為社會的動力和目的，現在他認識到：“人性論的提出本身就是階級鬥爭的反映，而在共產主義提階級社會中的理論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說，個性自由作為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範疇，不能用來解釋階級已經消滅的共產主義。什麼能解釋呢？他極佩服當時剛發表的毛澤東的一段論述，大意是說在階級消滅後仍有新與舊、先進與落後的鬥爭。他據此得出結論：共產主義也不是個性絕對自由發展的社會，個人與社會之間仍會不斷產生矛盾。

現在我重讀這些信，多少感到悲哀。如果世英只是在探討理論問題，當然很正常，他的思考中還不乏閃光之處。但是，實際上他是在一種被迫接受的原罪意識的支配下進行這些思考的，懺悔者的身份業已預先規定了思考的路徑。他是一個真誠的人，不肯口是心非，也不肯敷衍了事，一定要用自己的頭腦把問題真正想明白。這使他的懺悔顯得不是盲目的改宗，而是理性的選擇。然而，唯其如此，就更可哀憐。他身上最寶貴的東西是一種強烈的精神本能，這種本能驅使他追求個性的自由和獨立思考的權利。他的思考可能會並且事實上也發生了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是，當他現在用個人主義和資產階級人性論等理由否定個性自由時，他不只是在批判自己確實犯下的錯誤，而更是在否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