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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擠壓，尤其是唐帝國末年來自西部回紇甚至是吐蕃的壓力（吐蕃軍一度攻入長安），迫使帝國的重心不斷東移。

宋朝建立的初期，尚且稱洛陽為西京，汴梁為東京，然而這種形勢也沒持續多久，在金兵的逼迫下，帝國的權力重心南移，最後落腳在臨安。

這種情勢與君士坦丁大帝拋棄羅馬城而建都於希臘小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有相似之處，但也有不同。羅馬帝國也飽受蠻族的困擾，日耳曼人、哥特人、匈奴人不斷突破帝國的邊防，在帝國的土地上肆虐。而宋國都城被迫南移的過程似乎更加無奈——對他們來說，北方已經永久地淪陷於遊牧民族的手中了。

12世紀末，東方拜占庭的有識之士對宋國風雨飄搖的情勢十分憂憤，他們對朝廷的呼籲和在文章詩詞中表達的憂患意識，都無法激起一個衰敗的王朝和民族的鬥志，都無法遏制北方新興遊牧民族南下掠奪征服的猛烈勢頭。

1178年，陳亮先生給皇帝寫了一封情真意切、文情並茂的信，信中對宋國的戰略形勢十分憂慮：“惟我中國，凝聚天地之正氣，天命所鍾，人心所會，衣冠禮樂所萃，百代帝王之所相承。現在卻偏安一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但是哪有可能長治久安而無事的……”

陳亮論述了吳、蜀在地緣格局中屬於邊緣地帶，而錢塘又是吳之一隅。錢塘人物繁盛，富甲東南，風俗華靡，上下貪圖安樂。“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眾，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

南宋中國的血性已經衰敗，李廣、陳湯、班超、張騫、竇憲、耿秉、李世民、李靖、侯君集、李勣、王玄策、陳亮蘇定方這樣的人物已經永遠消失在歷史風塵中，讓帝國末年血色漸濃中的人們苦苦回憶不已——“天下事，問天怎忍如此？陵圖誰把獻君王，結愁未已。少豪氣概總成塵，空餘白骨黃葦。千古恨，吾老矣。東遊曾吊淮水。繡春臺上一回登，一回搵淚。醉歸撫劍倚西風，江濤猶壯人意。只今袖手野色裡。望長淮、猶二千里。縱有英心誰寄。近新來、又報胡塵起。絕域張騫歸來未。”（王野《西河？天下事》）“每到危亡思名將，張騫在世又如何？君不見岳飛墳頭三尺血，臨安夜夜聞笙歌。縱有千人悲泣岳飛案，朝廷耳聾六月雪。權臣與君都沆瀣，長城自毀空悲切。”（凌滄洲《懷古》）米賈托維奇在論述拜占庭人的衰敗時，也曾有精彩的論述：這個民族變得暮氣沉沉，它既無主動精神也無意志。在皇帝和教會面前，他們匍匐在塵埃之中，背轉身來，他們卻不禁捶胸頓足。上面是暴政和榨取，下面是仇恨與怯懦。上下朝野充滿了殘酷和偽善的風氣，外表的虛文代替了真正的文化，浮華的語文隱蔽了真正的觀念。所有的政治和社會組織都是同樣的腐朽，民族精神衰老了，缺乏一切彈性。在虛偽的愛國心的掩護下，大家都只重私利，而忽略了公益。（轉引自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12、13世紀的東方拜占庭，精神也已經衰敗，生活精緻而腐化，尤其是權貴們，根本不瞭解周邊的戰略態勢。蒙古人已經在中亞腹地勢如破竹，宋國君臣對此危急存亡之秋的生存狀態如同懵懂。帝國末年，權柄掌控在賈似道等人手中，政局一天糜爛似一天。賈似道因為姐姐出任宋理宗貴妃的緣故，深受皇帝恩寵。此人經常在妓院流連，晚上在湖上游樂不回家。一次，理宗登高遠眺，看見西湖中的燈火與平時不同，就對左右說：“一定是賈似道在那裡。”第二天問他也得到了肯定的答案。理宗去世後，度宗為賈似道所立，賈的權焰更加旺盛。每次他朝見后皇帝都對他回拜，不稱呼他的名字而稱之為“師臣”，其他朝臣都呼他“周公”。

這樣一位“師臣”和“周公”，在帝國北部的屏障——襄陽被圍困，情勢十分急迫的狀態下，仍在修建亭臺樓閣，娶宮女、尼姑中美貌的為妻。帝國一位將領名叫餘玠，對帝國的防守貢獻良多，他的一條玉帶被賈似道看上了，去索要時卻發現那條玉帶已經做了餘玠的殉葬品，老賈居然就把餘玠的墳墓掘開取出玉帶。帝國要人的精神腐化道德淪喪竟致於此！

對宋國權臣們的腐敗，詩人用他們的筆觸記錄了歷史：“襄樊四載弄乾戈，不見漁歌，不見樵歌。試問如今事如何？金也消磨，谷也消磨。《拓枝》不用舞婆娑，醜也能多，惡也能多！朱門日日買朱娥，軍事如何？民事如何？”（楊僉判《一剪梅》）朱門日日買朱娥，大船將沉的前夕，永遠是有人在夜夜笙歌。

中國歷史的謊言與真相：羅馬與長安　沉沒在歷史深處的英雄們

1273年，襄樊保衛戰前後將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