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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的國民政府行政院在這一天通令禁售《清史稿》（另有網上版本稱是2月19日）。

先是，故宮博物院於1929年邀請學者對《清史稿》進行審查，最後列舉各種錯誤19條，並建議“永遠封存，禁其發行”。

凌滄洲先生不是研究歷史的，也無意掉進史坑。因為探尋真理和真相的緣故，因為研究文化和苦難的原因，追尋蛛絲馬跡，偶爾也看看史書。但是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一本對胃口的研究大清的著作，藏有的洋洋幾大本《清史稿》遍是謊言和偏見。凌滄洲先生實在不明白：大清死亡了近一百年，竟然沒有一個真實的“屍檢報告”？！

幾代文化人將在荒漠中苦旅，幾代文化人在資訊短缺和封閉中，不斷重複前人的冤枉路。這不，在以“清史稿”為關鍵詞的搜尋中，搜尋出民國時期的國民政府早在1930年情人節時就已經對《清史稿》痛下殺手了！

然而，凌滄洲先生繼續發問：這些學者是誰？錯誤的19條是什麼？國民政府究竟該不該通令禁售《清史稿》？未來，如果有公正客觀的《清史》，應該如何書寫？

清史專家王鍾翰先生的文章《清史稿說略》，敘及清史稿的禁錮：

1914年，開設了清史館。

清史館設館長一人，下設纂修、協修各若干人，又校勘及辦事員若干人。史館規模之完備，人員之齊全，酬金之優厚，幾不減清初當年明史館開設之規模，此則藉以顯示新朝對勝朝的追念和報恩。而自民國六年（1917年）以後，袁氏竊帝自亡，以後歷屆北洋政府財政艱窘，屢減經費以至於無，《史稿》工作遂全域性停頓。

北伐革命軍抵達京師前夕，史稿已印一千一百部。既而南京國民黨政府發現史稿中多有違礙之處，據傅振倫兄所撰《清史稿評論》指出：不奉民國正朔，乃只用干支，敘事復不明顯，態度曖昧，有反民國之嫌。

最為嚴重的是對清末變法維新與革命運動的記載竟付闕如，書則視為反動派或反革命，例如：（1）有清一代，漢族志士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均不予書，諸如朱氏後裔、明代臣民之抗清，洪（秀全）楊（秀清）之倡義，黨（指國民黨）人之排滿，秘密結社之組織，均不詳載；（2）清代屢興大獄，懾服漢人，其事多不著錄……

《清史稿》刊成於民國十七年（1928），論者以其誹謗民國為能事，發現反民國、反革命，藐視先烈，與斷代修史體例不合。北京故宮博物院因遞呈南京行政院請禁發行。不數月而遭國民黨政府之禁錮。

《清史稿》禁錮之令未解，首先提出異議者為清史學界前輩、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孟心史（森）先生，題為《清史稿應否禁錮之商榷》。隨之唱和提出解禁者，則為原燕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容希白（庚）先生，先後發表了《清史稿解禁議》與《為檢校清史稿者進一解》兩文。

仔細考之，當時國民黨政府頒佈之禁令，實際上只能禁行於長江流域地區，華北及東北三省為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範圍之內，國民黨政府禁令所不能及，因知《清史稿》之禁錮令雖禁而禁不得，雖不解禁而自解禁矣。

1930年前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形勢是這樣的：

國民政府繼續收縮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尺度，也昭示時局的動盪不安和統治者的沒有信心。

一方面查禁書籍和期刊的事情是在發生著，另一方面出版是有法律的（國民政府公佈過“出版法”）。同時民間的刊物和出版社在不斷創辦，國民政府實施的威權統治對於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一種事後追懲的制度。

1930年情人節對《清史稿》痛下殺手，看上去像是對言論自由下的追魂令之一。凌滄洲先生是言論自由的堅定信仰者，信奉即使錯誤的言論也應讓其公開，因為真理如果不和謬誤辯論，真理也會很快僵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民政府1930年情人節對《清史稿》痛下殺手，似乎有違言論自由的正義。同時，做法似乎也不大氣。讓辮子版《清史稿》發行，同時也大力推出一箇中華版的《清史稿》，把大清的嘴臉揭露於世，讓時人選擇，不行嗎？

然而，面對一個雙手沾滿百姓鮮血，尤其是沾滿言論自由鮮血的大清政府，對這麼一本肉麻地捧大清臭腳的作品，應否禁止？民國政府沒有從法理上解決這一困惑，首先民國政府沒有像戰後德國宣佈納粹為罪惡一樣宣佈大清的罪惡，而是有了個對清室優待的條約。如果從法理上確定大清政府為納粹式政權，禁售是在義理和法理之中的。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