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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底，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接到朝廷的旨意，要把他帶領的新建陸軍改編為武衛右軍，1899年，袁世凱又奉命率武衛右軍七千人由小站開往山東德州，以會操為名鎮壓剛剛興起的山東義和拳，袁世凱正愁沒有藉口向外擴張他的力量，這下子是磕睡有人送枕頭，喜得他天天哼河南小調，晚上辦起事來也是龍精虎猛，弄得幾個姨太太早上起來都一臉納悶，老爺這是咋了？以前沒這麼強的啊，是不吃啥藥了？

1899年夏天，僅山東兗、沂、曹、濟一帶及魯西北各屬“四十餘州縣”，義和拳反抗教會壓迫的事件就有一千餘起；這使西方列強感受到莫大的威脅，清政府的軍機大臣榮祿上奏慈禧，調他的親信，剛剛出賣了維新派，靠六君子的血染紅頂子的袁世凱前去鎮壓。

毓賢是一個殘酷、昏庸的滿族官員，盲目排外，對一切洋玩藝都看不上眼，在義和拳的怒潮面前，他既無力鎮壓，又不願向清政府求援，怕丟官罷職，他靈機一動，下了一道手令，把義和拳改為官辦的義和團，加以控制利用。結果適得其反，義和拳改名義和團後，以“扶清滅洋”為號召，吸引了更多的群眾參加，如濰坊縣七百六十個村莊，拳廠多達九百處。一時山東成了風暴的中心，義和團人數激增；達到數十萬人；到處燒教堂；殺洋教士。引起西方列強的極大驚慌。美國駐北京公使康格公然要求清政府撤換毓賢，“派一個能幹的人代替他的職位”，並說“假如沒有足夠武力的話，可把天津操練得很好的軍隊調去協助”。暗示袁世凱的武衛右軍可以擔當這一屠殺山東百姓的任務。

對山東的局勢，袁世凱早已暗中留心。１８９９年５月底，他奉榮祿的命令率領新軍八營前往德州一帶，演習行軍陣法。這次行軍表面上說是為準備抵抗德國侵略，實際是向義和團示威。他在德州駐紮期間，多次給榮祿寫密信，報告山東情況。

在一封信裡，他大意說：“內有德酋請治其罪，地主（指毓賢）復求其疵，出師未捷，已腹背受敵，今而後知帶兵之難也。”在給徐世昌的信中，他說毓賢“糊塗”，“甚無用，偏而且亂，又甚惡洋操”，對毓賢的作法表示“不勝憤悶”。７月回到小站，他立刻向清政府上了一個奏摺，說自己目睹山東局面，“夙夜憂憤”，並獻策說：在山東必須“慎選守令”，“講求約章”，“分駐巡兵”，“遴員駐膠”，以便“導愚民，而締鄰好”。即消滅義和團運動，而與列強和好。１１月，他進京為西太后“祝嘏”，趁機又向榮祿面陳了自己對解決山東問題的意見。

義和團運動的迅速擴大和列強的要挾，使清政府十分焦急。多年來仰承帝國主義鼻息辦事的清政府，對主子的旨意當然不敢置之不理，加上袁世凱個人又提出了一套解決山東問題的辦法，榮祿也認定袁有魄力，是一個處理棘手問題的能手，竭力保薦他到山東去。

因此，清政府於１２月６日釋出上諭，命令“毓賢來京陛見”，派“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次年３月１４日實授）。同時，命令武衛右軍全部由小站開往山東，仍由袁統率。

此諭一出，洋大人們當然大為欣喜，１２月７日，康格給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的報告中大讚袁袁世凱：“我高興地報告您，昨天武衛軍袁世凱將軍受命代理山東巡撫；他是一個能幹勇敢的人，和外人交遊甚廣，相信皇上給予適當的諭旨以後，則擾亂即可停止，秩序即可恢復，我們希望如此。”

袁世凱於１２月２６日率領新建陸軍到達濟南，開始進行用軍事控制山東政治局勢的嘗試。他確實沒有辜負中外主子對他的期望，接任後立即抓住肥城縣義和團殺死英國傳教士卜魯克（Ｓ．Ｍ．Ｂｒｏｏｋｓ）的事件，作為媚外資本。他派兵前往肥城搜捕團民，押至濟南，請英國駐上海副領事“觀審”，判處兩人死刑，一人終身監禁，三人充軍，四個村保受鞭笞之刑，知縣也撤職。還命令當地村民交納賠償費銀八千兩，又給卜魯克建立“紀念碑”，完全滿足了洋大人的蠻橫要求。中國人的生命財產就這樣作了袁世凱取信洋人的贄禮。從此，袁世凱派兵保護各州縣教堂；傳教士外出活動，由清兵護送來往。

袁世凱還嫌兵力不足，他大招人馬，在山東將山東勇營整編為武衛右軍先鋒隊。武衛先鋒右軍中有炮隊一營，裝備舊式的兩磅熟鐵後膛過山炮四十二尊、舊式三磅快炮八尊。武衛右軍先鋒隊中有中路炮隊左、右二營，每營計官弁兵夫598名，配炮十八尊，共計五生七陸炮三十六尊，由山東巡撫衙門撥款添置。武衛右軍及先鋒隊總兵力超過兩萬。

袁世凱奉西洋人若神明，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