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部分(第3/4 頁)

1129年2月，宋高宗趙構一行進入浙江杭州後，雖然罷免了左、右丞相黃潛善、汪伯彥的官職，讓這哥倆暫時成為了草民，但“揚州大潰”的主要責任人之一王淵卻被提拔為“籤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正式步入了可以讓苗傅、劉正彥這哥倆可以氣爆眼球的宰執行列。

老王的再次升遷直接激化了蟄伏已久的矛盾……

願做黨的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2）

1129年3月，苗傅，劉正彥利用軍民對朝廷不滿的情緒發動軍事政變，宋高宗被迫退位，王淵等多人被害身亡……

南宋建立之初基礎薄弱是兵變的基礎；苗、劉二將對自身待遇不滿、張俊等領兵大將遠離杭州、軍民對宦官參政積怨已久則為此次兵變“創造”了有利的先機；“揚州大潰”、王淵提升則是兵變的直接導火索……

當時在吳江一帶駐防的張鐵山，成為了平叛最積極的三個將領之一（另外兩個是韓世忠、劉光世）。老張率領八千將士退回今天的江蘇蘇州一帶，同禮部侍郎張浚會師。在平叛的三支主力軍中（另外兩支是韓世忠、劉光世），張鐵山的軍隊是第一個趕到案發現場的，所以被“很受傷”的趙老九譽為“首倡勤王之兵”。

從苗、劉兵變被迅速*的全過程來看，此次兵變只是某次拍腦門後產生的反映，絕非蓄謀已久。例如：

１。兵變僅僅侷限在杭州，形如坐以待斃；

２。沒有提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政治主張、沒有與各地官員取得聯絡，完全處於個體戶的單幹狀態。

因此，此次兵變似乎只能用勇氣可嘉卻不可取來聊以*。

當然；“苗、劉兵變”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例如：有亂政之嫌的大將王淵、宦官康履相繼被殺、高宗趙構暫時被廢，都是咎由自取，甚至可以用死有餘辜來形容。因此；也堪稱是對投降派君臣們進行了一次“零距離”的警告。

但是，在金兵嚴重威脅南宋政權生死存亡的關頭而禍起蕭牆，無異於“親者痛、痛者快”。張俊等諸大將非常堅決地起兵平叛，雖然主觀上有一定邀功受寵的意識，但在客觀上也的確起到了折衝禦侮的歷史作用。

第二：能夠看清方向；充分認識到站隊的重要性；關鍵時候知道該和誰穿同一條褲子；是張俊的另一個比較突出的優點。

1141　年，宋高宗欲將各大帥兵權，收歸國有，張鐵山再次以身作則，第一個站起來表態，再次擺出了一副願做黨的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的政治高姿態。

反目——偶然的結果還是必然之結局（1）

然而，這樣一位貌似堅持原則的好乾部，卻是“中興四將”中人格最卑的一位，用老百姓的話講就是最差勁的一個。

當趙構、秦燴一夥欲致有“不聽話”之嫌的嶽鵬舉於死地而後快的時候，作為曾經並肩作戰的革命戰友，張鐵山既沒有象韓世忠那樣挺身而出，甚至沒有象劉光世一樣保持中立，而是以身做賊（則）、首先發難，上前又給了一棒子（岳飛冤獄，韓世忠救之，俊獨助燴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結果是把嶽鵬舉徹底打成了三胖子。

協助秦燴做部隊基層工作，尋找可提供偽證的汙點證人，為*岳飛添磚加瓦，是張俊一生中最大的政治汙點，也是將其由享“鐵山大哥”美譽的愛國將領，變成跳樑小醜的重要歷史事件。

那麼到底是在什麼時候一心浴血奮戰的老張同主和派的代言人老秦之間成為了“放到一個鍋裡煮都不會串味”的“死黨”呢？據後世史學家分析；時間的界限應該放在1141年正月的一次高階私人會晤之後。

當時，高宗趙構在浙江紹興自己的豪宅裡接見前來朝拜的張俊時，針對其“跋扈”行為，以唐朝的“模範幹部”大將郭子儀為例對其提出了警告：“看看人家郭子儀，雖然手握重兵，卻總是拿朝廷當盤菜，這才得以善終、安度晚年。”然後一針見血地切入主題：“你要是裝大了，我保證不了你的安全（若恃兵權之存，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饗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

郭子儀，是唐朝中期的名將。“安史之亂”後，唐朝出現了藩鎮割據的局面。其實論實力，郭子儀是當時最有資格當誰也不擺的軍閥的，但他卻是一個能夠與皇帝保持一致的好乾部。據不確切的小道訊息記載，皇上說上東，老郭不上西；皇上要攆狗，老郭不抓雞；皇上想夾菜，老郭絕不轉桌。

高宗以“好乾部”郭子儀為例，足見其用心良苦。但趙構對統兵的大將一直採取軟硬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