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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聯手起來，抓他的把柄，找他的不是，要把他扳倒。唐穆宗將其拔擢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最高決策中樞的宰相地位，固然是其昏庸悃懦之故，但也足以證明詩人吹到巧舌生簧，拍到爐火純青，哄到不露馬腳，騙到天衣無縫的功力。

文人混跡官場，能爬到這麼高的位置，在中國文學史上，他是絕無僅有的一兩位，確是非同小可。然而，幸運之神，來得匆匆，去得匆匆，短命的“同平章事”，從二月到五月，連一百天也沒熬到，就被人排擠出局。

到同州當刺史後，元稹聲淚俱下地給穆宗上書：“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顏，乃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臣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泉。”還夢想著有朝一日，“制誥侍宿南郊齋宮”，再沐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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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滄海（3）

可哪知道穆宗只坐了四年江山，就因服長生不老藥駕崩了。詩人在《題長慶四年曆日尾》詩中寫道，“殘歷半張餘十四，灰心雪鬢兩悽然。定知新歲御樓後，從此不名長慶年。”那無望失落之情，溢於紙面。看來，他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說到底，文人，再有心眼，再富心機，再小心謹慎，再心明眼亮，永遠不是那些職業政客的對手。政治家玩文學家，如貓搏鼠，讓你死，你就死，而文學家玩政治家，則如羊驅虎，你讓人家死，死不成，反過來，你倒可能搭上一條命。要知道，為文是一門學問，做官更是一門學問，兩者通常不能得兼。做得一份好官者，未必寫得一手好文，同樣，做得一手好文者，未必為得一份好官。所以，沒才氣的文人，才熱衷做官，沒本事的官僚，才附庸風雅。打草摟兔子，一舉兩得。

而歷史上那些真正的文人，從屈原起，到司馬遷，到謝靈運，到李白，在官場無不混得很失敗，歸根結底，他們壓根不是當官的料。也許，一開始就不應該攪到政治的渾水中來，老百姓的一句民諺：“沒有金鋼鑽，別攬瓷器”，沒有為官秉賦，而且你心不狠，手不辣，千萬別求仕進。總結元稹的一生，成功快，失敗更快，問題全出在他“見事風生”的性格上。太急功近利，太短期行為，太隨風使舵，太容易轉向。這種性格悲劇，決定了他一生的結局。

然而，中國文人，很不幸，似乎是胎裡帶，都有做官的衝動。我認識的一些同行，削尖腦袋，熱戀烏紗，做到了官，很高興，做不到官，很沮喪。當然也不能完全怪這些文人，尤其那些古代文人，因為從他們入塾啟蒙那天，朝至聖先師磕頭開始，孔夫子就教導“學而優則仕”這五字真言，已經種下了病根。然而，封建社會的國家機器，是一個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的極其兇險所在，一個詩人，一個作家，要混個一官半職，談何容易？

白居易比他明白，及早地抽身出來，退隱到他洛陽履道里的大宅子裡，修身養性，頤養天年，不問政治，只管快樂，而且，他也絕不會感到寂寞，至少有半打小妞陪著老人家玩，這就是香山先生的大智慧了。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歲高齡。而元稹，始終懷抱東山再起之心，始終冀圖重獲聖眷之想，心急如焚，輾轉反側，最後，終於走上穆宗皇帝那樣的不歸之路，因求長生，求雄壯，服藥不慎，飲丹中毒。於公元831年（大和五年）七月間，暴卒於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歲。

一個詩人，一個作家，只要陷在非其所宜的官場渾水裡，想要保持清純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這種鬼話，說給誰去聽，也不會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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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何以《秦中吟》（1）

應該看到，憂患意識，這種絕對為政治或政治化的創作衝動，是中國文學的強項。這種為外國人所不屑的政治，所看不上的的政治化，其實正是中國文學的特別之處。

文學，其實只有兩類，一是為大眾的，一是為小眾的。而為大眾的文學，那種對於社會，民族，國家，人民的現實主義關懷，正是中國文人的傳統精神所在，創作生命所在。也是支撐中國文學史的最堅實的脊樑。

唐代詩人白居易元和六年（811），或稍後間，寫了《傷唐衢二首》，悼念他的亡友。第二首中，談到了他自己所作組詩《秦中吟》的創作緣起。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

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

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

遂作《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