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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就行了。不過，馬志尼先需要把自己說成是真正的基督徒。 如果我們在自己的旗幟上寫明自由、平等、博愛，我們就成為基督教信仰的先驅。我們尋求基督為各族人民、為全世界許諾的信念的統一。我們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新教徒：基督的真正教義歷來只產生基督教徒。如果我們對民眾高喊：“上帝和人民！天上有個唯一的主宰，那就是上帝；人間有個唯一的主宰，那就是人民。全體人民根據一個積極的信念聯合起來，在和平和互愛的氣氛中做出很大的成績，以便在上帝注視下逐步瞭解和解釋他的普遍法則”，我們就自動擔負起基督的使徒的作用。 馬志尼還寫道，天主教士們尚不懂得“如何崇拜上帝”。怎樣才是“真正的崇拜上帝”？　據馬志尼說，這是一種社會行動，是走向人民大眾的熱情。誰要做真正的基督教徒，誰就應該“自告奮勇，在那些因缺乏教育而誤入歧途的人和那些進行鼓動的領導者之間傳播真理和光明”。說得直接了當些，就是要在革命黨的領導下去做動員民眾起來革命的宣傳工作。 馬志尼青年黨信徒在神學院裡秘密宣傳這些思想，亞瑟慢慢受到啟發，以至於從基督教義課本中讀出了“一種民主傾向”，逐漸形成了像早上###點鐘的太陽一樣的教士觀：“教士的使命就在引導世界向著更崇高的理想和目標前進；……一個教士是宣傳基督教的教師，而一切革命家中最偉大的一個正是基督”。亞瑟覺得自己的靈脩不是在上帝的愛中重生，而是要在現世革命的精神中重生，這樣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除非少數天才人物，人們在年輕時對用來填充青春熱情的道德理想往往並不具有鑑別能力。時代中時興的道德理想總是充滿吸引力的，沒有鑑別力的年輕人以為時興的道德理想就是自己性情的脈動。個體性情的脈動與某種道德理想的結合，其實是很偶然的。正是這種偶然性決定了一個人一生的命運。 亞瑟就是如此。 他天生有過於旺盛的生命熱情，碰巧遇上義大利鬧民族獨立革命。這一歷史機遇為亞瑟實現自己的生命熱情提供了另一種可能，不然，他至多可能是一個熱情的宣教士。亞瑟的革命熱情是宗教性的，義大利的民族革命只是給他提供了實現自己的生命熱情的契機和目標。亞瑟本來不是義大利籍人，而是英國籍人，當他碰巧聽了一個激進大學生——馬志尼信徒的演講，才想到要去“幫助人民和義大利”，“要把我的生命獻給義大利，幫助她從奴役和貧困之中解放出來；要把奧地利人驅逐出去，使義大利成為一個除了基督沒有帝王的自由共和國”。亞瑟不知不覺成了馬志尼革命黨人，覺得馬志尼的革命思想與福音書中的救贖思想太吻合了。 把基督說成啟蒙思想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象徵，在亞瑟的父親蒙太尼裡——一位資深的神學家看來，是徹頭徹尾的反基督，福音書與民族獨立或民主共和之類的革命毫不相干。由於愛子心切，蒙太尼裡絞盡腦汁要把亞瑟從馬志尼革命黨人的影響中領出來。兒子的初生熱情與父親的深諳世道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在麗蓮講敘的革命故事中，成了是否革命、是否進步的抉擇。 讀過麗蓮講敘的革命故事，我不太想得通一件事。在產生革命衝動的同時，亞瑟的情愛衝動也開始萌動了。他對老是圍著自己心愛的女孩子轉的革命同志波拉十分惱怒，一想到他就醋勁上湧。情敵與革命同志的矛盾，把亞瑟帶到痛苦的邊緣。我想不通，不是因為革命者就不能吃醋，而是因為，亞瑟是教士式的革命者。作為見習修士，讓情愛衝動在身體上炙熱，看重女性身體的慰藉，與同志們吃醋，就等於被現世的誘惑拐走了。不過，這也許只是鐵尚未煉成鋼時的情形。第二天挖洞太累，我就把這事忘了。&nbsp&nbsp

宗教、革命與“私人的痛苦”

第二次讀《牛虻》已經是三年之後。我已經高中畢業，正在鄉下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收玉米的時節快到了。為了提防黃鼠狼搶奪生產果實，生產隊的少年、青年、中年社員都要輪流在玉米地守夜，通宵達旦睡在玉米地裡，每隔一個小時吆喝幾聲，驅趕想象中可能出現的黃鼠狼。 經過幾年革命，也許因為老沒有遇上一個瓊瑪，我變得有些懶散。為了重振革命精神，我帶上小馬燈，夜裡在玉米地重讀《牛虻》。這次我找到了一部完整的書，讀到最後缺失的那三頁：牛虻的生父、蒙太尼裡紅衣主教死於心臟擴張破裂症；牛虻在遺書中向瓊瑪表白了平生的愛情，令瓊瑪哭成淚人兒，這位革命女性從未如此哭過；一直暗戀瓊瑪，與牛虻實際上處於情敵關係的瑪梯尼得到牛虻的諒解，而瑪梯尼對瓊瑪的愛，被瓊瑪忽略了。 故事的結尾令我心顫：瑪梯尼抱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