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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縣監獄裡一樣。多年的官場生涯裡，他除了工作關係上的熟人以外並沒有遇到一個能真正稱得上是朋友的人。在電話裡聽見李東光熟悉的嗓音，　他生出一種想家的感覺，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和其它。

那天放下電話後，他在寬大的辦公室裡竟感到有些迷失了，不再像一個遇事理智而果斷的省委書記。那天晚上，他夢見自己又回到了喬縣中學的那間簡陋的教師宿舍，和李東光痛快地爭論起各種問題，包括他現在工作中的棘手問題和各種觀念上的阻力。然後他們又一起到運河邊去散步，看往來的帆船，聽船伕悠悠的號子，任溼涼的河風陣陣拂面。他終於舒心地笑起來。自從離開了喬縣中學後他還沒有這樣笑過。醒來後，他開著床頭燈躺了很久，疑惑地感到自己似乎把什麼重要的東西遺失了，再也找不回來了。

不過第二天緊張的工作日程很快就讓他忘了那個夢。

當齊天卓已是五十多歲的中年人時，他生了幾次大病，期間是靠家裡的保姆照料的。在生活上明顯需要一個人的情況下，他接受了別人的撮合，與省委的一個女翻譯結了婚，婚後一直沒有孩子。

時間就這樣一年又一年過去了。似乎可以就這樣走到他們各自生命的盡頭。

2003年冬天的一個凌晨，齊天卓接到一個電話，是天水塢村的村民李重打來的。對方說他是李東光的表哥，然後說他六十二歲的表弟得了肺癌，已是晚期，現住在喬縣醫院。他最後說李東光是在上一次清醒時，指著自己電話本上齊天卓的名字示意讓他打這個電話的。

齊天卓掛了電話後楞了好一陣，似乎無法確定這個才聽到的訊息到底意味著什麼。他甚至開始懷疑那個電話只是夢裡的事實。他從來不知道朋友有病的事，甚至就在兩個月前他們通電話互致新年問候時，李東光也沒有提到過自己的病。齊天卓立刻撥通了秘書的電話。清晨5點半，他乘飛機再換汽車趕到了朋友所在的喬縣醫院。

當齊天卓終於見到病床上臉色灰白、身體瘦弱得已經變小了的李東光時，一種陌生的絕望感控制了他。他有些失控地對醫生叫喊，要求把李東光馬上轉到北京最好的醫院去救治。李東光的主治醫生平靜地對他說，你可以這樣做，不過已經太晚了。醫生還說，李東光已經發病半年多，現在病情已到晚期，情況很不樂觀。

在朋友臨終前的那些天裡，齊天卓一直坐在他的病床邊，再沒有鬆開過握住他的手。這是他幾十年裡第一次真正把工作放下，允許自己的頭腦去想工作以外的事。只有到了那時，看著已經不能說話，也不能睜眼的李東光，他才忽然明白，幾十年過去了，這個人原來依舊是他一生中唯一能稱為朋友的朋友。他進而明白，發生在兩個人類成員之間的那奇妙難言、近乎宗教感情般的神聖的相互接受和理解，原本是一個人一生中所能得到的最高饋贈。無數人終其一生都不曾有過這種可遇不可求的相知相遇，他們生活中的各種關係多是被敷衍、不理解、敵視或者誤解維繫著。

他把李東光柔弱無力的手放在自己的兩隻手中，封緊，似乎想在最後時刻把自己生命的能量輸進朋友正在逝去的生命中去。與朋友的手的接觸帶來一種既陌生又熟悉的震撼，他也清楚地感覺到朋友的手在自己的手中悸動了一下。

看著朋友那張像在恬息般的臉，他感到體內有什麼堅固了幾十年的東西開始搖動了，他作為一個政府高官一貫持有的理性和自信開始了自身的解體過程。曾經讓他感到恐懼的一切，都在朋友那張平靜的臉上被否定和摧毀了。在經歷著內心的劇烈無聲的崩潰中，他終於明白，多年來他用從政去否定的東西不但依舊活著，而且當初打敗自己的恐懼現在已經要被他徹底征服了。他意識到自己似乎被什麼說不清的東西欺騙了，是與人類對自己感情的恐懼有關的什麼東西欺騙了幾乎一生。

李重在齊天卓離開縣醫院時給了他一個信封。上面寫著自己名字的毛筆字跡雖已有些歪斜，但仍能辨出是朋友熟悉的字跡。他找了個僻靜處把信讀了。

天卓，我的朋友：

你讀這封信時我大概無法和你說什麼了。生命真的很短促，這在我身上得到了驗證。我這一生裡值得記憶的人和事似乎不少，其實也不多。其中稱得上是刻骨銘心的經歷只有一次；那就是與你的相識。你給了我一個人生命中可能從另一人那裡得到的最好的東西，並讓我享用了一生。謝謝你；　天卓，我真的很知足，沒有遺憾。

你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讓我懂得並體驗了真情實感的人；這從來都不是人人都能享有的特權，在現在的生活裡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