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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他年老體衰，實在想離開那個地方，楊越便想了一個辦法，讓他躲在一個大甕裡由牛車拉出去，楊越從頭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後到了外面把他從大甕里拉出來揮淚作別，自己再回來繼續流放。這件事的真相，後來在流放者中悄悄傳開來了，大家十分欽佩楊越，只要他有什麼義舉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參與為恥。在這個意義上，災難確實能淨化人，而且能淨化好多人。

我常常想，今天東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講義氣，一定與流放者們的精神遺留有深刻關聯吧。流放，創造了一個味道濃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們得惠至今。

四

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總還要幹一點自己想幹的事情。基本的勞役是要負擔的，但東北的氣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長時間完全無法進行野外作業，而且管理者也有松有緊，有些屬於株連而來的物件或隨家長而來的兒孫一輩往往有一點兒自由，有的時候、有的地方，甚至整個流放都處於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態，這就使得流放者總的說來還是有不少空餘時間的，需要自己找活幹。一般勞動者找活不難，文人則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總要做一點別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總要有一些高於揀野菜、拾馬糞、燒石灰、燒炭的行為吧？尤其當珍貴的友誼把文人們凝聚起來之後，“我”的自問變成了“我們”的集體思索。“我們”，既然憑藉著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須進一步尋找到合適的行為方式而成為實踐著、行動著的文化群落，只有這樣，才能求得靈魂的安定。這是一種迴歸，大多數流放者沒有吳兆騫、李兼汝那樣的福氣而回歸南方，他們只能依靠這種文化意義上的迴歸，而實際上這樣的迴歸更其重要。吳兆騫南歸後三年即貧病而死，只活了五十四歲，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南方東藏西藏，也只活了三年。留在東北的流放者們卻從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的竟然很長壽。

比較常見的是教書。例如洪皜曾在曬乾的樺樹皮上默寫出《四書》，教村人子弟，張邵甚至在流放地開講《大易》，“聽者畢集”，函可作為一位佛學家當然就利用一切機會傳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賈，例如楊越就曾花不少力氣在流放地傳播南方的農耕技術，教當地人用“破木為屋”來代替原來的“掘地為屋”，又讓流放者隨身帶的物品與當地土著交換漁牧產品，培養了初步的市場意識，同時又進行文化教育，幾乎是全方位地推動這塊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養更高一點的流放者則把東北這一在以往史冊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為自己進行文化考察的物件，並把考察結果以多種方式留諸文字，至今仍為一切進行地域文化研究的專家們所寶愛。例如方拱幹所著《寧古塔志》、吳振臣所著《寧古塔紀略》、張縉彥所著《寧古塔山水記》、楊賓所著《柳邊紀略》、英和所著《龍沙物產詠》、《龍江紀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這些著作（有的是詩集）具有極高的歷史學、地理學、風俗學、物產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是足可永垂史冊的。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學術研究除了李時珍、徐霞客等少數例外，多數習慣於從書本來到書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們的學術傳統至今還缺乏實證意識。這些流放者卻在艱難困苦之中齊心協力地克服了這種弊端，寫下了中國學術史上讓人驚喜的一頁。他們腳下的這塊土地給了他們那麼多無告的陌生，那麼多絕望的酸辛，但他們卻無意怨恨它，反而用溫熱的手掌撫摸著它，讓它感受文明的熱量，使它進入文化的史冊。

在這整個過程中，有幾個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給東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別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呂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幹、方孝標家族以及浙江的楊越、楊賓父子等。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民國初年曾說到因遭文字獄而世代流放東北的呂留良（即呂用晦）家族的貢獻：呂氏“後裔多以塾師、醫藥、商販為業。土人稱之曰老呂家，雖為臺隸，求師者必於呂氏，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輕，其後裔亦未嘗自屈也。”“齊齊哈爾人知書，由呂用晦後裔謫戍者開之，至於今用夏變夷之功亦著矣。”說到方家，章太炎說：“初，開原、鐵嶺以外皆胡地也，無讀書識字者。寧古塔人知書，由方孝標後裔謫戍者開之。”（《太炎文錄續編》）當代歷史學家認為，太炎先生的這種說法史實可能有所誤，評價可能略嫌高，但肯定兩個家族在東北地區文教上的啟蒙之功是完全不錯的。

一個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對這個家族來說是莫大的悲哀，但他們對東北的開發事業卻進行了一代接一代的連續性攻堅。他們是流放者，但他們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