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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不認為康熙給中國帶來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權也做過不少壞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獄”之類；我想說的只是，在中國曆代帝王中，這位少數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超乎尋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較健全。有時，個人的生命力和人格，會給歷史留下重重的印記。與他相比，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太不象樣了，魯迅說他們是“無賴兒郎”，確有點像。尤其讓人生氣的是明代萬曆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親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時間躲在深宮之內不見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國事，連內閣首輔也見不到他，不知在幹什麼。沒見他玩過什麼，似乎也沒有好色的嫌疑，歷史學家們只能推斷他躺在煙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鴉片煙！他聚斂的金銀如山似海，但當清軍起事，朝廷束手無策時問他要錢，他也死不肯拿出來，最後拿出一個無濟於事的小零頭，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變黑髮黴、腐蝕得不能見天日的銀子！這完全是一個失去任何人格支橕的心理變態者，但他又集權於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後還有兒子朱常洛（光宗）、孫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檢（思宗）先後繼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裡敗定了，他的兒孫們非常可憐。康熙與他正相反，把生命從深宮裡釋放出來，在曠野、獵場巴各個知識領域揮灑，避暑山莊就是他這種生命方式的一個重要吐納口站，因此也是當時中國歷史的一所『吉宅”。

三

康熙與晚明帝王的對比，避暑山莊與萬曆深宮的對比，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當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較複雜。

開始大多數漢族知識分子都是抗清復明，甚至在糾糾武夫們紛紛掉頭轉向之後，一群柔弱的文人還寧死不折。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著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軍事爭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搖岸某個文化生態系統的時候才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當時江南地區好幾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於『削髮”之爭，即漢人歷來束髮而清人強令削髮，甚至到了“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地步。頭髮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及文化生態，結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爭”的最高爆發點。

這中間，最能把事情與整個文化系統聯絡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別，並把“韃虜”與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頭髮終於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拼死堅持。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後便絕食，二十天後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於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後回餘姚家鄉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比黃宗羲更進一步，武裝抗清失敗後還走遍全國許多地方圖謀復明，最後終老陝西……這些一代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隨。

但是，事情到康熙那兒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禿鷲，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著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他在討伐吳三桂的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把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朝廷推薦“學問兼優、文詞卓越”計程車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作“博學鴻詞科”。這次被保薦、徵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後來錄取了五十人。

其中有傅山、李顒等人被推薦了卻寧死不應考。傅山被人推薦後又被強抬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如此行動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他回鄉後不準別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顒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後稱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後竟以絕食相抗，別人只得作罷。這事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歲，沒想到二十五年後，五十餘歲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召見他，他沒有應召，但心裡畢竟已經很過意不去了，派兒子李慎言作代表應召，並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徵性，表示最有牴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

與李顒相比，黃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禮儀有加，多次請黃宗羲出山未能如願，便命令當地巡撫到黃宗羲家裡，把黃宗羲寫的書認真抄來，送入宮內以供自己拜讀。這一來，黃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動，與李　顒一樣，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