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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我在想，區區如我，畢生能做的，至多也是一枚帶有某種文明光澤的碎片罷了，沒有資格躋身某個遺址等待挖掘，沒有資格裝點某種碑亭承受供奉，只是在與矇昧和野蠻的搏鬥中碎得於心無愧。無法躲藏於家鄉的湖底，無法奔跑於家鄉的湖面，那就陳之於異鄉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來踢去，也能鏗然有聲。偶爾有哪個路人注意到這種聲音了，那就順便讓他看看一小片潔白和明亮。

七

第二天我就回上海了。出生的村莊這次沒有去，只在餘姚城裡見一位遠房親戚：比我小三歲的表舅舅。記得嗎，當年我初到上海時在鋼琴邊與我握手的小男孩，終於由於語言不通而玩不起來；後來“文化大革命”中陰差陽錯他到餘姚來工作了，這次相見我們的語言恰懊倒轉，我只能說上海話而他則滿口鄉音。倒轉，如此容易。　我就算這樣回了一次故鄉？不知怎麼，疑惑反而加重了：遠古滄桑、百世英才，但它屬於我嗎？我屬於它嗎？身邊多了一部《餘姚志》，隨手翻開姓氏一欄，發覺我們余姓在餘姚人數不多。也查過姓氏淵源，知道余姓是秦代名臣由余氏的後裔，唐代之後世居安徽歙州，後由安徽繁衍到江西南昌，歷史上姓餘的名人很少，勉強稱得上第一個的，大概是宋代天聖年間的官僚餘靖，但他是廣東人。後來又從福建和湖北走出過幾個稍稍有點名氣的姓餘的人。我的祖先，是什麼時候泊到浙江餘姚的呢？我口口聲聲說故鄉、故鄉，究竟該從什麼時候說起呢？河姆渡、嚴子陵時代的餘姚，越窯鼎盛時期的上林湖，肯定與我無關，我真正的故鄉在哪兒呢？

正這麼傻想著，列車員站到了我眼前，說我現在坐的是軟席，乘坐需要有級別，請我出示級別證明。我沒有這種證明，只好出示身份證，列車員說這沒用，為了保護軟席車廂旅客的安全，請我到硬席車廂去。車廂裡大大小小持有『經理”證明或名片的旅客和他們的家屬開始用提防的眼光注視我，我趕緊抱起行李低頭逃離，可是我車票上的座位號碼本不在硬席車廂，怎麼可能在那裡找到座位呢？只好站在兩節車廂的介面處，把行李放在腳邊。我突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離開餘姚到上海去時坐火車的情景，也是這條路，也是這個人，但那時是有座位的，行李裡裝著酒浸楊梅和黴乾菜，嘴上嘟噥著餘姚話；今天，座位沒有了，身份模糊了，鄉音丟失了，行李裡也沒有土產了，哐啷哐啷地又在這條路上走一趟。

從一個沒有自己家的家鄉，到一個有自己家的異鄉，離別家鄉恰恰是為了回家，我的人生旅行，怎麼會變得如此怪誕？

火車外面，陸游、徐渭的家鄉過去了，魯迅、周作人的家鄉過去了，郁達夫、茅盾的家鄉過去了，豐子愷、徐志摩的家鄉過去了……

他們中有好多人，最終都沒有回來。有幾個，走得很遠，死得很慘。

其中有一個曾經灑脫地吟道：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車窗外的雲彩暗了，時已薄暮，又想起了崔顥的詩句。淅淅瀝瀝，好像下起雨來了。

十萬進士

一

最近一個時期我對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其原因，可以說是“世紀性”的。

二十世紀已接近末尾，如果沒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們看來要成為跨世紀的一群了。能夠橫跨兩個世紀的人在人類總體上總是少數，而能夠頭腦清醒地跨過去的人當然就更少。稱得上頭腦清醒，至少要對已逝的一個世紀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們不能不在這繁忙的年月間，讓目光穿過街市間擁擠的肩頭，穿過百年來一臺臺已經凝固的悲劇和喜劇，一聲聲已經蒸發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達十九世紀末尾、二十世紀開端的那幾年。在那兒，在群頭懸長辮、身著長袍馬褂的有識之士正在為中華民族如何進入二十世紀而高談闊論、奔走呼號。他們當然不滿意中國的十九世紀，在痛切地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時，他們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們認為是科舉制度的禍害。

他們不再像前人那樣只是在文章中議論議論，而是深感時間緊迫，要求朝廷立即採取措施。慈禧太后在１９０１年夏天頒佈上諭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有識之士們認為科舉制度靠改革已不解決問題，遲早應該從根本上廢止。１９０３年的一份奏摺中說：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各國。

說這些英氣勃勃的沖決性言詞的是誰？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