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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散元先生一家對我非常好，徐先生則默然不理。朋友們極為掇促我們同出同遊，我們曾登臨五老峰，也曾在巨瀑之下，褫衣衝淋。遊興雖濃，但是這些都不曾使我們之間的僵局，有開啟的希望。”

轉瞬半個多月過去，暑期接近尾聲。再過十來天，國立中央大學也要開學上課。

蔣碧微自己不好開口，便攛掇母親試探徐悲鴻的心思。母親既然陪女兒過來，自然希望他們夫妻和好，於是有意無意向徐悲鴻說，“立秋之後，一天比一天涼，也沒有帶更多的衣服，怎麼辦？”

徐悲鴻聽出了她的話意，怏怏而答：“有什麼怎麼辦？只好大家回去罷了。”

蔣碧微遠遠聽見，心裡一陣竊喜。辭職出國的事，當然也就從此不提。

《背纖》，孫多慈寫於1934年秋，刊《孫多慈描集》。

從九江下來，坐的是招商局江安號客輪，船經過安慶，停靠一個小時。徐悲鴻走出船艙，獨自立在甲板上。江岸之上，振風塔凌空而立，上矗雲漢；迎江寺群殿相擁，氣勢雄偉。孫多慈曾向他說過，這是安慶東城之外一大風景，俗有“過了安慶不說塔”之美譽。往西有樅陽門，進城往西北，一個叫汪家塘的地方，便是她的家。徐悲鴻看江面上正冉冉而起的太陽，大概還不到早晨6點鐘吧，此時的孫多慈，恐怕還在睡夢之中，她怎麼能想得到，在南城外，在江安號客輪上，徐悲鴻正對她苦苦思念呢？那一刻，徐悲鴻真想隨人流走下船去，在汪家塘方家大屋，找到孫多慈，不再回南京，而是隱進深山，做牛郎，做織女，過男耕女織的田園生活。

孫多慈《劉杏春女士》，寫於1934年春。

但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徐悲鴻仍舊是一個凡夫俗子，他的愛情觀，他的生活觀，都註定他無法如此超脫。

在遠處，蔣碧微一直在關注徐悲鴻的感情變化，直到大輪拉響長笛，緩緩離開碼頭，她才鬆了一口氣。

就在徐悲鴻乘坐的江安號離開安慶碼頭的同時，早早起來的孫多慈，在汪家塘方家大屋，在院子裡那株葡萄樹下，與父親孫傳瑗，正邊吃早點邊談心。早點是安慶特有的侉餅包油條，剛剛在街頭買來的，侉餅外脆內軟，上面撒有芝麻，一咬一口香。

孫多慈以圖畫滿分成績被南京中央大學藝術專修科錄取的訊息，在安慶，算是特大新聞，自然不脛而走。安慶女中師生，更當是學校榮譽，四處傳播。但同時，關於孫多慈與徐悲鴻之間的流言蜚語，也傳到了安慶。更有甚者，有人從南京過來，還將刊有徐悲鴻與孫多慈花邊新聞的小報帶到安慶。孫多慈自然矢口否認，孫傳瑗見多識廣，雖然不是全信，但心裡多少還是有些擔憂。

父女倆有一句無一句地說話，但各自都揣有各自的心思。尤其是孫傳瑗，面對十九歲的女兒，說輕不行，說重也不行，只能點到為止。其中包括到中央大學後，如何與老師相處。如何與同性同學相處，如何與異性同學相處等。

孫多慈淡淡笑出聲來，“你不就擔心我在個人問題上不能把握嗎？我向你保證，在學校期間，儘可能不與男生接觸，如有什麼物件，一定先和父親商量。”

“我也不是反對你處男友，只是……”

“好了啦，我說到就會做到的，你還不相信我嗎？”

孫傳瑗無話可說。女兒大了，翅膀硬了，做父親的，已經沒有能力再把她掩在自己的身下了。

十一、　閨中密友（1）

十一、　閨中密友

在國立中央大學，孫多慈的閨中密友只有兩位，一位是文學院社會學系李家應，一位是理學院物理系的吳健雄。對孫多慈的情事，兩人持截然相反的態度，李家應是堅定的支援派，吳健雄是堅決的反對派。有趣的是，多少年後，兩個閨中密友的態度大轉換，李家應成了堅定的反對派，吳健雄則成為堅決的支援派。

1934年大風之夜，孫多慈寫《李家應》。

在國立中央大學的日子，孫多慈外出，總是和兩個閨中密友中的一位同行。

李家應是孫多慈自小玩到大的女友，可以用“形影不離”來形容。“同學中，則李家應女士與吾自小學、中學以至大學，未嘗一日或離，情好逾於手足；以此之故，吾平生所作所畫，以寫家應者為獨多，亦以寫家應者為最逼肖。”孫多慈自己說。李家應比孫多慈大兩歲，生於宣統二年（1910），屬狗，因而常在孫多慈面前擺出一副老大姐的姿態。孫多慈雖然小一些，屬牛，逼急了，就會尖著嗓子反駁，“我是墾